非藥物干預對降低新冠肺炎死亡和醫療資源負荷的影響

　　這篇文章，要特別感謝讀者、一位名叫Joly的現居英國的網友的慷慨幫助和萬分辛苦的志愿翻譯工作。她告訴我她覺得這份報告意義重大，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真的非常感謝，我把她翻譯的原文分享如下，希望有助于關注英國疫情管控策略的所有讀者參考并思考↓

總結

　　COVID-19對全球已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它是自1918年H1N1流感全球大流行以來對公共衛生的威脅情況最嚴重的呼吸道疾病。本文介紹了流行病學建模的結果，此模型已作為近幾周英國和其他國家地區決策的依據。在沒有COVID-19疫苗的情況下，我們評估了不同公共衛生措施的作用（即所謂的非藥物干預措施NPIs），旨在減少人群接觸率，從而減少病毒的傳播。將先前發布的微觀模擬模型應用于兩個國家：英國和美國。得出的結論是：任何一種孤立的干預措施效用都極其有限，需要多種干預措施的結合才能對病毒的傳染產生有效影響。

　　現有兩種可能的基本策略：

　　①緩解策略（mitigation），其重點是減緩但不一定制止疫情的蔓延，以此降低高峰期醫療需求，同時預防容易引發重癥的高危人群的感染。

　　②抑制策略（suppression），其目的是扭轉疫情的擴大趨勢，把感染人數降低到較低水平，并且無確定期限地維持這種情況。

　　每個選項都有巨大的挑戰。操作最佳的緩解策略（結合疑似病例居家隔離、對疑似實施病例全家居家隔離、以及增大老年人及其他高風險人群的社交距離）可能令高峰期醫療需求減少2/3、死亡人數減半。但即便得到一定程度減輕，疫情仍可能導致數十萬人死亡以及醫療系統（尤其是重癥病房）不堪重負。因此尚有能力的國家，應該將抑制策略（suppression）置于政策首選。

　　研究表明，在英國和美國的環境下，抑制策略至少需要包括全民社交距離的加大以及對疑似病患的全家隔離。在此之上還可能需要采取學校和大學停課等措施。但停課導致的醫護人員缺席也可能對公衛系統產生不利影響。抑制措施的主要挑戰是此類強化干預措施（或者其他減少傳染的等效措施）需要堅持實施到疫苗誕生（預計18個月或者更長時間）為止，因為我們預測這些干預政策一旦放松，疫情將迅速反彈。本報告提示間歇交替式逐漸擴大社交距離（視具體疫情發展趨勢而確定時機）可能有助于在相對較短的時間窗口內放松干預措施的強度。而一旦疫情反彈，則可以再度采取措施。最后，中國的經驗與韓國的狀況表明，抑制政策短期內可行，但長期可操作性有待觀察，包括這些干預措施對社會經濟成本造成的長遠影響。

介紹引言

　　COVID-19疫情的全球流行已對全世界健康造成嚴重威脅。截止2020年3月16日，全球共164,837例確診病例和6,470例死亡病例。疫情在全球傳播迅速，已經總計有146個國家發生了至少一例感染。

　　上一次導致全世界緊急反應、與COVID-19同等規模且無疫苗的全球瘟疫是1918-1919年的H1N1流感。在那次大流行中，一些地區特別是在美國，采取了各種非藥物干預措施(NPI) ，旨在通過減少接觸以此降低病毒在社會中的傳播。相關措施包括：關閉學校、教堂、酒吧以及其他社交場所。實施這些干預措施的城市在疫情早期成功減少了病例，而且在干預措施的實施期間死亡率總體較低。但是一旦措施解除，疫情就迅速反彈。

　　雖然我們對傳染病的理解以及預防和1918年已有很大不同，COVID-19致死率目前同1918年的H1N1流感致死率相當，但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依然面臨著和當年相似的挑戰。現有兩種基本可行策略：

　　①抑制策略（suppression）。此策略目的是降低R0（每個病例傳染他人的平均人數）至小于1，從而令病例人數降低到較低水平，或者完全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就像對薩斯和埃博拉那樣）。但這種策略的主要挑戰是：只要病毒還在人群中傳播，措施就必須要維持下去（至少是間斷性地維持），直到疫苗問世或者病毒消失。對于COVID-19，疫苗可能至少需要12至18個月之后才能夠問世，同時也無法確保初始階段疫苗會非常有效。

　　②緩解策略（mitigation）。這一策略使用非藥物干預措施（NPI）以及藥品（如果有的話），不完全消滅傳播，而是減少傳染病對健康的影響，類似于1918年美國某些城市的措施，以及1957年、1968年和2009年全球范圍內流感大流行時的某些舉措。在2009年流感中，早期階段數量有限的疫苗提供給了已經患有其它疾病的高風險人群。在這種情況下健康人群產生免疫，最終使得病例數量迅速下降，傳播能力下降到低水平。

　　這兩種策略的不同之處在于目的——是將R0降至1以下（抑制），從而令病例數量下降，還是僅僅通過降低R0來減慢傳播速度，但R0處于1以上（緩解）。

　　在此報告中，我們考慮了這兩種策略針對COVID-19的可行性和影響。首先需要提請注意的是鑒于SARS-CoV-2是新興病毒，關于其傳染性還有很多尚待了解。另外，在本報告中介紹的非藥物干預措施（NPI）的最終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大眾對這些措施的反應，而公眾反應在不同國甚至不同社區中都呈現出很大的差異。而且即使沒有政府規定的干預措施，公眾的群體行為本身也極可能發生重大的自發性變化。

　　此報告并不考察這兩種策略對于倫理或者經濟的影響，須知沒有任何一種策略是輕易簡單的。抑制策略盡管迄今在中國和韓國都取得了成功，但也同時背負了巨大的社會與經濟成本，而這些成本可能會對公眾健康福祉造成短期和長期的重大影響。但另一方面緩解策略將始終難以完全保護高風險人群免于重癥或死亡，令死亡率始終處于高位。所以這里我們專注于策略之可行性，特別是兩種策略對醫療系統的影響。這份報告以英國和美國為例，但也適用于大多數高收入國家。

研究方法

　　傳播模型

　　我們基于一個針對流感的疫情管理模型進行修改，來探索COVID-19在英國的情況，模型基本結構保持不變。人與人之間的接觸發生在家庭、學校、工作場所或者社區內。年齡和家庭規模基于人口普查數據的定義。平均班級人數與師生比例的數據用來算出與當地人口密度成比例的學校總體人數。同時基于職場分布數據計算通勤距離。每個人在模擬開始時都被分配到不同位置。

　　傳染是通過傳播人群與易感人群在家庭、工作場所、學校和社區等空間的接觸發生的，社區傳染取決于人與人之間的空間距離。學校內部的人均接觸率被假定為兩倍，這是根據以往流感季節中兒童的發病率設定的。通過上述參數設置，大概1/3的傳染發生在家庭內部，學校和工作場所占1/3，而其余1/3發生在其它社區場所。這些接觸方式完全重現了社會結構調查的結果。

　　平均潛伏期設置為5.1天。對顯性癥狀病例，傳染性被設置為癥狀出現12小時后開始，而對隱形無癥狀病例則設定為感染后4.6天開始。以此得出每代傳染的中位數為6.5天。根據武漢市早期傳染率狀況，我們設定基礎R0=2.4。假設有癥狀者比無癥狀者傳染性高50%，假定個體在短期內對再次感染免疫。Flu Watch機構對流感的研究表明，同一季里對同一種毒株再次感染的可能性非常小。

　　假定從2020年1月初，每個國家的感染率都呈指數級增長（每5天翻倍），并以英國和美國截止到14號的本土感染數據與累積死亡人數作為校準。

　　疾病進展與醫療需求

　　對中國的數據以及撤僑航班返回人員數據的分析表明，有40-50%的感染者并未被檢測出來。這可能包括無癥狀感染，輕癥感染以及其他不確定情況。我們因此假設只有2/3確診病例有足夠顯著的癥狀，并在癥狀發作1日后自行隔離，并且從出現癥狀到住院的平均延遲時間為5天。按年齡層級住院治療和感染死亡率（IFR）根據中國數據進行計算。這些估值應用到英國時，針對年齡劃分比例進行了修正。根據英國早期病例報告以及中國和意大利的報告設定英國的IFR為0.9%、感染住院率為4.4% （表1）。假設住院病例中有30%需要重癥監護（有創器械輔助人工呼吸或ECMO）。根據專家的臨床意見，假設有50%的重癥監護病例會死亡，而一部分高風險人群未進入重癥監護也會死亡（比例參考總體IFR）。在計算病床需求上，假設無需重癥監護的病人平均總住院時間為8天，需要重癥監護的平均總住院時間為16天（其中ICU為10天）。以此得到總計平均住院時間為10.4天，略短于國際上觀察到的COVID-19病例從入院到出院時長（由于病人即使已經狀態恢復也必須在結果顯示陰性前繼續住院），但與普通肺炎入院時間相當。

表1：現有病例嚴重程度 (此處翻譯省略對數據的區間調整)

　　非藥物干預情景

　　我們考慮了五種不同的非藥物干預措施(NPI)獨立實施和組合實施的效果（表2）。在每種模擬情況下，我們都進行了機制干預，使用合理且十分保守（即悲觀）的假設。兩種干預措施（有癥狀病例個人隔離以及全家居家隔離）從癥狀出現第二天開始。其它四種NPI：

　　加大70歲以上人群的社交距離。

　　加大全民社交距離。

　　停止公眾活動聚會。

　　關閉學校和大學。

　　都由市政府決定。這些干預措施的實施根據則圍繞重癥監護病房狀況的監控來考慮。重點是對情況最嚴重的患者實施最完整測試。對于減緩策略，我們假設政策有效期為3個月，而70歲以上的人群將會被實施更長時間。而抑制策略方面，我們則假設實施了5個月或更長。

表2：NPI措施總結

結果

　　在沒有任何控制措施（不太可能）或個體行為不發生任何自發變化的情況下，我們預計大約3個月后會出現死亡峰值（每日死亡）（圖1A）。在這種情況下，假設R0為2.4，我們預測在流行過程中將有81％的英國和美國人口被感染。考慮到英美兩國在監測數據上的各自局限性，以及流行病流行時間的近似性，預計疫情在美國的傳播范圍將較英國更廣，并且到達峰值的時間也會更晚一些。這是因為美國地域更廣，各州（圖1B）局部流行將比英國的流行更為明顯。而英國的死亡峰值將更高，是因為英國相比美國面積較小且老齡化更嚴重。總體而言，在疫情未緩解情況下，我們預測（在不采取任何控制及公眾個體行為無自發變化的前提下），英國大約會有51萬人死亡，而美國則將有220萬人死亡，這還不包括因醫療系統超負荷而產生的潛在其他負面影響。

圖1：英國和美國未進行緩解的疫情情況。

　　（A）預計英國和美國每10萬人中每天的死亡人數。

　　（B）美國各州的病例發展軌跡。

　　在無干預狀態下，預計最早將在4月的第二周ICU床位容量就將超負荷，最終需求量會超過兩個國家供應極限的30倍以上（圖2）。

　　緩解策略的目標是通過將疫情曲線拉平，減少峰值發病率和總體死亡人數來降低疫情影響（圖2）。由于緩解目標是使死亡率最小化，因此需要在盡可能高的流行期間保持干預措施。太早引入此類干預措施會存在風險，一旦解除便有可能再次傳播（如果群體免疫不足的話）；因此有必要良好地平衡干預時間和干預維持期限。在這種情況下，干預措施可限制傳播但只能獲得很少的群體免疫力，從而導致一旦取消干預措施，便會再次發生第二波感染。

圖2：英國的各項策略方案下重癥監護（ICU）床位需求-每十萬人紅色水平線：英國現有每10萬人的ICU數量。黑線：完全不做任何控制；橙色線（CI方案）：癥狀者居家隔離；黃線（HQ方案）：癥狀者全家居家隔離；綠線（PC方案）：關閉學校和大學；藍線（SDO方案）：自愿居家隔離，全家隔離，和70歲以上擴大社交距離。藍色陰影為假定這些干預措施維持的3個月區間。

　　表3則顯示了在100例至3000例區間重癥病例的不同觸發點，3個月內在英國全國范圍采取單一和聯合干預措施對死亡人數和ICU能力的相對影響（相對減少比例）。在此期間持續執行的前提下，最有效的干預措施組合是癥狀者居家隔離、全家居家隔離和高危人群（70歲以上）擴大社交距離。盡管后者對傳播的影響對其他年齡組而言相對較小，但降低高危人群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可降低對重癥監護的需求和總體死亡率。這些干預措施結合起來，預計可使高峰期的重癥監護需求減少2/3，并使死亡人數減半。然而這一最佳緩解策略仍將導致重癥監護病床的峰值需求超出英國和美國能力的8倍。

　　預計停止群眾聚會的影響相對較小（結果未顯示），因為與在家里，在學校或工作場所以及在其他社區場所（如酒吧和餐館）所花費的時間相比，在此類事件中的接觸時間相對較小。

　　總體而言，不同政策的相對有效性取決于本地觸發因素（人均發病率 v.s.絕對病例數）的選擇、R0（2.0-2.6）以及0.25％-1.0％范圍的IFR。

表3. 英國的緩解策略。在全國范圍內，不同干預措施組合在3個月內對總死亡人數和不同重癥累積病例數觸發ICU需求高峰的相對影響。

　　根據每周在某郡診斷出的ICU病例的絕對數量，顯示了各種干預措施組合和觸發因素的ICU高峰需求減少的百分比。PC =學校和大學關閉，CI =癥狀者居家隔離，HQ =全家居家隔離，SD =擴大全體人口的社交距離，SDOL70 = 自愿居家隔離以及70歲以上擴大社交距離4個月（比其他干預措施多一個月）。        

　　表格以顏色編碼（綠色=較高效率，紅色=較低）。

　　絕對值示于表A1中。

　　缺乏絕對充足的醫療資源的情況下，緩解策略不太可行。有能力實施嚴格控制措施的國家有必要采取抑制策略。我們的預測表明，要想將R降低到接近1或更低，需要結合：癥狀者居家隔離、全民社交距離擴大、癥狀者全家居家隔離或學校和大學關閉（圖3，表4）。假定措施已實施5個月。沒有考慮到曠工造成的對ICU容量的潛在不利影響，學校和大學的關閉預計將更有效地實現家庭隔離。預計實施全部四種干預措施對傳播的影響最大（表4）。預計實施強力管控的政策將使約3周后的高峰期后重癥監護需求減少，此后在保持這些干預政策的同時需求下降。盡管政策有效性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但這種組合策略最有可能確保重癥病床需求保持在能力之內。

圖3：英國的抑制策略suppression顯示了ICU床位需求。紅線是預計英國ICU容量。黑線表示完全不做任何控制。橙色線表示癥狀者居家隔離，自愿居家隔離和全民社會隔離的遏制策略。綠色表示從2020年3月下旬起，學校和大學關閉，癥狀者居家隔離和全民社會隔離的抑制策略。藍色陰影表示在5個月的時間段內，這些干預措施被假定保持不變。圖3（B）顯示與圖3（A）中相同的數據，但放大了圖表的較低級別。附錄中顯示了與美國相當的數字。

　　下一個最佳選擇是在癥狀者隔離和擴大全民社會距離的基礎上。盡管我們預測在此政策下依然可能存在超出ICU容量的風險（圖3和表4）。四種干預措施（擴大全體人口的社交距離、癥狀者居家隔離、全家居家隔離以及學校和大學關閉）的綜合使用，預計會產生最大的效果。其效果僅次于短期的全面封閉措施，而這種措施會進一步影響人們的工作。

　　一旦放松干預措施（在圖3中的示例中，從9月開始），感染將再次開始增加，導致2次流行高峰會出現在今年下旬。暫時性抑制策略suppression越成功，則由于缺乏群體免疫力，及在沒有疫苗接種的情況下，再次爆發時流行規模越大。

　　鑒于抑制策略suppression可能需要維持多個月，我們研究了一項適應性政策的效果：擴大社交范圍的措施（加上關閉學校和大學）僅在每周ICU病例發生率超過一定“開啟”閾值時啟動；并且當ICU病例發生率低于一定的“關閉”閾值時放松管控（圖4）。在整個過程中，將始終采取以病例為基礎的對有癥狀病例隔離和全家隔離（如采用）的措施。

　　此種政策可以同時抵御傳染系數R0（表4）和致病性（即需要ICU病例比例，現無此數據）的不確定性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表3說明，抑制策略最好在流行病的早期實施，最晚實施時機不晚于達到每周總計ICU病例達到200個，這樣即使傳染系數R0值高達2.6，仍可將ICU高峰需求保持在英國ICU容量范圍內。由于較低的觸發闕值，預期的總死亡人數也有所減少。表4的右側顯示，擴大社交距離（外加關閉學校和大學）需要在模擬的兩年中大部分時間實行。但為了措施更有效及感染率R0值可以更低，這些措施實施的時間比例會降低。表5顯示，通過設定更低的“關閉”觸發條件，可以減少總死亡人數。但是，這也會導致擴大社交距離的措施實施時間更長。“關閉”觸發時機的選擇并不影響ICU高峰需求和擴大社交距離的時間比。

圖4：適應性觸發抑制策略suppression在英國實施示例

　　R0 = 2.2，此政策包括所有四種干預措施，“開始”觸發闕值為一周內100例ICU，“關閉”觸發闕值為每周50例ICU病例。此策略的實施時間約占2/3。被觸發的措施僅為擴大社交距離和學校/大學關閉；其余政策則在政策期間始終貫徹實施。每周ICU病例以橙色顯示，此策略觸發區間為藍色。

　　表4：抑制策略suppression對英國的影響。

　　三種不同的政策選擇對2年期間總死亡人數的影響（左側表格）以及ICU床位高峰需求（中部表格）：

　　①癥狀者隔離+家庭隔離+全民社交距離擴大。

　　②學校/大學關閉+癥狀者隔離+全民社交距離擴大。

　　③所有四種干預措施同時實施。

　　當每周在ICU中確診的新病例數量超過“開啟”閾值時，就會在全國范圍內觸發全民社交距離擴大和學校/大學關閉措施，當每周ICU病例下降到此觸發值的25%時，就會暫停。假設其它措施于3月底開始實施，并不間斷貫徹實施。右側表格顯示的是政策啟動后及擴大社交措施實施的情況下，需要各措施組合實施的時間比例。結果表明，英國高峰期最高ICU病床容量為5000張，和美國可提供的醫療質量相似。

表5。同表4。但顯示了擴大全民社交距離和關閉學校/大學措施的不同“關閉”觸發時機對2年內總死亡的影響，R0=2.4。

討論

　　隨著COVID-19全球蔓延，各國的回應措施隨之升級。此模型結果表明，不論將抑制還是緩解作為主要政策目標，都必須結合多種干預措施。但是，抑制措施將會產生比緩解措施更為嚴重的社會破壞。干預措施的最終選擇取決于各種措施的相對可行性以及在不同社會環境中的有效性。

　　從各國的經驗來觀察不同干預措施的相對有效性是具有挑戰性的，因為許多國家都實施了多種甚至全部的措施，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通過對所有病例的住院治療（不只是需要住院治療的病例），中國實際上開創實施了一種病例隔離形式，減少了病毒在家庭和其他環境中的進一步傳播。與此同時，通過實施全人口范圍的社會隔離，使病毒在全國進一步傳播的機會迅速降低。數項研究估計，這些干預措施將R降低到1.15以下。近日這些措施開始放松。因此在未來幾周密切監測中國的情況將有助于為其他國家的策略提供參考。

　　總體而言，我們的研究結果建議，實施全人口范圍內的擴大全民社交距離（社會隔離）效果是最大的；與其他干預措施相結合，特別是居家隔離和關閉學校和大學，有可能將傳播抑制在迅速減少病例發生率所需的R＜1。因此，最有效的抑制策略suppression是至少要實施在全人口范圍內擴大社交距離，同時居家隔離病例并關閉學校和大學這些措施。

　　在有足夠疫苗可供全體民眾接種之前，為避免病毒傳播的反彈，這些措施需要長期實施——可能18個月或更長時間。與此固定長期干預措施相比，基于醫院監控的適應性觸發開啟和關閉擴大全民社交距離和學校關閉的措施，對不確定性指標具有更強的可耐性，并且可適應于區域性使用（例如，美國的州級）。鑒于流行病在各地方并非完全同步，地方性政策也更有效，并在較短的實施時間區間就可以達到與國家政策相當的抑制水平。然而對英國而言我們估計在獲得疫苗之前，擴大全民社交距離的措施至少要有效實施長達2/3的時間區間（假設R0=2.4，見表4）。

　　該病毒的傳染性，不同政策的有效性，以及民眾自發采取降低風險行為（即民眾動員能力）皆存在很大的不確定。這意味著很難確定最初措施的實施期限，可能是幾個月。

　　可能需要采取哪些措施的最初期限，只能是幾個月。而將來何時放松政策及可放松政策的期限需要對疫情進行持續的監測。

　　隨著時間的推移，用于實現抑制策略的措施也可能會演變。隨著確診數量的下降，可以實施大范圍測試，接觸者追蹤以及隔離，類似于現今韓國采用的策略。如果可以解決相關的隱私問題，科技（例如跟蹤個人與其他人的互動的手機應用程序）可以使這種策略的實施更加有效和可擴展。但是分析表明，如果不能長期維持嚴格這些以抑制為目的的的干預組合措施，傳播將迅速反彈，甚至產生與無任何干預措施時相當規模的大規模流行。

　　在許多國家，長期抑制策略可能并不可行。研究結果表明，采取相對短期（3個月）的緩解策略mitigation可以將疫情中的死亡人數減少至一半，而醫療高峰需求則降低三分之二。癥狀者居家隔離、全家隔離和擴大高風險人群（老年人和患有其他潛在健康狀況的人群）的社交距離這些措施的組合，是減輕疫情最有效的政策組合。癥狀者居家隔離和全家居家隔離都是緩解傳染病的核心干預措施，其作用是通過降低已知傳染源（病例）或可能帶有傳染源（家庭接觸者）的接觸率來降低繼續傳播的可能性。世衛組織中國聯合任務報告建議，在采取了干預措施、大大減少了人際交往的背景下，80％的傳播發生在家庭中。有力的證據表明隨著年齡增長重癥風險增加，擴大高風險人群的社會距離在減少死亡和重癥人數方面特別有效，盡管此措施在減少全民傳播方面的作用較小。

　　在假設兒童的傳染性與成年人一樣的情況下，即使重癥在兒童中極少見，關閉學校和大學也會對疫情有影響。關閉學校和大學的措施比起緩解疫情，對抑制疫情更有效。當同時擴大全民社交距離的措施同時實施時，關閉學校的效果是阻斷家庭間社會聯系，從而壓制傳播。然而，關閉學校作為獨立的措施并不足以減輕（更不用說抑制）疫情。與季節性流感流行的情況不同，后者由于成年人具有較高的免疫水平、兒童是傳播的主要載體。

　　抑制策略和緩解策略的措施最佳實施時機有所不同，這也取決于對“最佳”的定義。緩解策略的大部分效果可通過在疫情高峰前后的3個月期間采取針對性的干預措施來實現。而抑制策略，早期行動是重要的，抑制型干預措施需要在醫療系統不堪重負之前到位。鑒于大多數系統監測在醫院中進行，考慮到感染到住院的之間的延遲，從實施干預措施到對住院病例數的影響之間存在2至3周的延遲區間，具體取決于是否所有醫院入院接受檢查或僅檢查進入重癥監護室的人。在英國，這意味著在ICU每周接納超過200人之前采取行動。

　　本次最重要的結論是，如果不能保證緊急大規模成倍擴充現有醫療系統的能力，緩解措施將不可行。為了保證緩解策略（癥狀者隔離，全家隔離，和擴大70歲以上社交距離）的最有效實施，即使在最樂觀的情況下，普通病房和重癥病床都需要至少擴充8倍；最好的效果是一次相對較短的疫情。此外，即使所有患者都可以接受治療，我們預測英國仍將有25萬例死亡，而美國則為110-120萬例。

　　此結論根據意大利和英國的經驗（先前的需求估算僅為目前的一半），對因COVID-19對ICU的需求進行了修改，同時NHS也提供了確切的醫院的極限容量。

　　因此，我們得出結論，抑制是當前唯一可行的策略。實現這一政策目標所需采取的措施對社會和經濟影響將是深遠的。許多國家已經采取了這樣的措施，但是即使是那些處于流行初期的國家（例如英國）也必須立即采取這種措施。

　　我們的分析為抑制COVID-19所需措施以及需要采取這些措施的可能期限提供了評估。本文的結果為過去幾周英國和其他國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據。但是，我們強調，抑制策略并不一定能長期成功。在如此長的時間內，從未有任何公共衛生干預措施對社會造成如此程度的破壞。人口和社會的長期影響仍不清楚。

經費

　　這項工作得到了英國醫學研究理事會與英國國際發展部，NIHR健康保護研究模型方法研究小組和社區Jameel協調下的中心資助。

附件

圖A1：美國的抑制策略方案，顯示了ICU病床需求。黑線表示未緩解的流行病。綠色表示從2020年3月下旬起，學校和大學關閉、癥狀者居家隔離和全民社交距離擴大的抑制策略suppression。橙色線表示癥狀者居家隔離、自愿居家隔離和全民社交距離擴大的抑制策略suppression。紅線是在美國估計的ICU頂峰能力。藍色陰影表示在5個月的時間段內，這些干預措施被假定保持不變。（B）顯示與面板（A）中相同的數據，但放大了圖表的較低級別。

表A1：英國緩解策略mitigation。在英國，全國范圍內應用策略，基于不同累計ICU數量觸發器選擇對總死亡人數的絕對影響。這些單元根據每周在某郡診斷出的ICU病例的絕對數量，顯示出各種策略組合和觸發因素的高峰床需求量和總死亡人數。PC =關閉學校和大學，CI =癥狀者居家隔離，HQ =全家居家隔離，SD =全民社交距離擴大，SDOL70 = 70歲以上擴大社交距離持續4個月（比其他干預措施多一個月）。表格以顏色編碼（綠色=較高的效率，紅色=較低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