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子和：學術委員會還須看重實效

　　在我國，學術委員會“脫胎”于教授治校，也是實現高校去行政化、提升高校自主權的重要手段。應該說，此次《規程》的發布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也會對某些高校的學術委員會起到一定的規范作用。但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我們也須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規程》的側重點應首先放在一般高校和新建高校。眾所周知，目前國內一些高校的學術委員會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形同虛設，但這并不能代表所有大學。國內一些頂尖高校的學術委員會還是相對比較完整、規范的，相關制度甚至要比此次頒布的《規程》規定還要完備。在這種情況下，《規程》對于此類高校的意義其實并不大。

　　反之，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內誕生了大批新興高校，在這些高校中，學術委員會制度一般不太完善，“徒有其名”的現象也比較多，這類高校更應成為我們關注的重點。

　　其次，《規程》的頒布，必然會對校內學術委員會起到或多或少的推動作用，學術委員會在校內也會相應的得到更多重視。但須要注意的是，這并不意味著在任何一所大學，學術委員會都應該承擔主體作用。換句話說，并不是每一所學校都應該辦成研究型大學。其原因在于，我們既不需要如此數量的研究型大學，更沒有足夠的資金和師資質量加以支援。

　　在我國，研究型大學的數量不宜過多，更多的還應該是教學型大學或教學研究型大學。在此類高校中，教育教學委員會應該處于更加主體的地位，學校的中心工作也更應該圍繞育人工作展開。

　　其實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學術與教學是可以統一在大的“治學”范疇內的。在此背景下，我們或許更應該啟用“教授委員會”的概念。畢竟，大學之所以被稱為“大學”，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大師”的存在，而大師的目的就在于治學。從這一角度看，教授委員會比學術委員會要更貼切一些。

　　當然，如何稱呼還只是一個細枝末節的問題，關鍵還在于如何能夠讓學術委員會發揮真正的作用。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將“學術委員會”和“學位委員會”作一對比。雖然同屬高校內部的自治機構，但學位委員會受人重視的程度要遠高于學術委員會。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學位委員會掌握著是否授予一個人學位的“生殺大權”，而學術委員會沒有這種顯性的權力。從這個角度上說，如何能讓高校內部的學術榮譽感進一步提升，如何能讓學術委員會在校內更具發言權，值得我們認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