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毅：協和的科學，后80年不如前20年

　　成立于1917年，新樓落成于1921年的協和有三部分：

　　醫療、教學和科研。

　　協和的科研，最初二十年非常強。

　　而協和的后八十年，其科研不如前二十年，近四十年尤其離最初二十年很遠。

　　其中原因很多。

　　前二十年，協和的條件遠優于當時中國其他科研、教學和醫療機構。

　　招聘的系主任和教授非常強，有多位世界一流的，并且在協和短暫的前十幾年做出了世界一流的科學研究。

　　例如：

　　解剖系的步達生（Davidson Black，1884-1934），對于周口店的“北京猿人”考古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生物化學系的吳憲，對于蛋白質--特別是免疫球蛋白--的研究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生理系的林可勝，及其學生馮德培，在消化道生理和神經生理做出了一流的研究；

　　微生物系的謝和平和內科的Hobart Reimann （1897-1986）在微生物方面研究很好，兩人還曾涉及最后證明DNA是遺傳物質的研究（雖然不是最關鍵的）；

　　藥理系的陳克恢發現中藥的化學組分麻黃素的藥理作用。

　　協和最近慶祝時提到的從張孝騫、林巧稚等開始，而直到最近一年命名吳憲樓和可勝樓之前有意忽略了第一輩。其實他們都是這些人及其同事的學生。他們的科學研究傳承于這些老師。

　　張孝騫、林巧稚等在醫療和教學有卓著的貢獻。

　　但毋庸諱言，后來因為多種原因，他們在科研方面沒有達到老師的水平。

　　協和科學研究衰敗的原因有多個，資源大幅度降低、師資從分散到降低、體制和文化問題，是其中幾個重要的因素。

　　五十年代，協和的經費急劇減少，師資被用于支援建設多個機構，包括北京的多個醫院、軍事醫學科學院、北京大學的醫學部、天津的醫學機構（如血液研究所）等。1960年，首都醫科大學創立，也因為協和畢業生吳階平教授的關鍵作用而間接受益于協和。最近，首醫畢業生擔任協和醫學院的領導而償還了這一援助。

　　1950至1980年代，中國科學的經費主要在中國科學院，協和缺乏研究經費而受影響。

　　1990年代末，教育系統因為985計劃、科學院因為“知識創新工程”得到不斷增加的支持后，協和的研究，一直沒有得到合適的支持，而協和的傳統老科學家逐步全部凋零。

　　協和的科研經費似乎是最近（2017？）才有解決，而其空間本來就小，加上體制問題（包括近親繁殖的文化問題），發展不如多所高校、科學院。

　　如果說1930年協和的基礎醫學的生物化學、生理學等超越全中國不僅基礎醫學，也遠遠超過全中國的生物系，恐怕沒有異議。

　　但2020年的北大、清華生物系，在教授和科研質量上，恐怕與協和的類似學科交集很少（不是百分之百沒有）（簡單而言，協和基礎醫學方面的師資雖然與北大清華生命科學學院在學科上類似，但一般來說，質量相差很大）。

　　經費、空間、體制、文化，都很重要。

　　這里舉例一個焦點：醫學院與醫院的關系。

　　協和醫院與協和醫學院長期的、體制性的分離，今天仍然是非常大的問題。有人可能因為醫學院和醫院的分離而權力大了，但全世界的歷史證明醫學院與醫院的分離損害雙方。

　　今天協和醫院的研究，在多方面落后于中國很多醫院，與1930年遠遠不可同日而語。

　　全世界的醫學院和醫院的關系都需要妥善處理。美國的醫學院和醫院矛盾一般在一百年前處理好。協和的矛盾，也許不需要再等一百年？

　　衛生部給協和最好的禮物，不是參會和祝賀，而是順應醫學教育被世界和中國歷史證明的：醫院隸屬于醫學院。如果衛生部能夠為中國醫學教育帶這個好頭，各地還有一些醫學院與醫院的關系，可能也能迎刃而解。

　　如果那樣做，衛生部對于中國醫學教育功莫大焉。

　　協和醫院的英文名稱一直是“協和醫學院醫院”，正如洛克菲勒大學的醫院一直是“洛克菲勒大學醫院”一樣。

　　美國的醫學院傳統、資助協和與洛克菲勒醫院的同一個基金會都是要求醫院隸屬于醫學院。所以，協和醫院也應該出于公心重新全面回歸協和醫學院。

　　關心協和者如果看到這篇文章，不應該否認事實，因為這不過是皇帝的新裝故事重演，文章是愚蠢的小孩的話語，聰明的孩子不可能這么說。

　　關心協和與中國醫學教育者似乎應該想如何解決問題。只有經費不夠，再加空間也不夠，體制和文化的改變，恐怕也不可避免，假設協和的未來一百年希望超越最初的二十年。

　　祝：團結起來的協和醫學院及其醫院再創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