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實驗員：我的憔悴誰體會

　　中國的高校目前有數以萬計的實驗員，隨著現代化器材的增多、實驗方法的不斷改進，他們在科研、教學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然而，正是這樣一個群體，崗位的 “雞肋感”卻非常強烈——工資低、工作被教師們看輕、職稱通道到了副高終止、轉為教師崗幾乎無望，種種絕望使得他們中的不少人不止一次想要退出這個隊伍。

有一句歌詞是：“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遠不曾有過的體會。”同樣的心傷也發生在高校實驗員身上。

　　9年前，王路進入福建某高校信息技術實驗中心，成為該校最后一批以本科生身份留校的實驗員。班長、學霸、常泡在實驗室里，是他留下來的資本。

　　他所學的電子信息工程專業，近10年來一直處于就業的春天，同班同學畢業后相繼去了運營商公司、外企、事業單位和一些小企業，但即便如此，能夠留校還是讓同學們羨慕不已。

　　而如今回望當初的選擇，“前6年月工資僅2500元左右，現在雖然加了工資，實際到手的收入也只是5000元出頭，而大學同學的平均收入至少是我的兩倍。”已拿到中級職稱、成為實驗師的王路如此描述著自己的生存狀態。

　　崗位的“雞肋感”還遠不止工資上的糾結。實驗室工作被教師們看輕、職稱通道到了副高終止、轉為教師崗幾乎無望，讓他“不止一次強烈地想要退出這個隊伍”。可命運又總是弄人，結婚成家、小孩出生、體制溫床、缺乏行動力等原因讓他在“圍城”里進退兩難。而這樣的他只是數以萬計的高校實驗員的縮影。

　　“開門關門，憑什么拿高工資”

　　定位為教學輔助崗位的實驗員，王路所在的高校給予其相當于教師崗8折的工資。“每當實驗中心領導爭取實驗員待遇、評獎之時，就有人出來質疑，‘實驗員的工作無非是開開門關關門，憑什么拿高工資？’”

　　這樣的質疑令王路感到尷尬，因為在一些計算機專業的實驗室里，沒有涉及電路、硬件，軟件裝好就能用一學期，實驗員打開電源“基本上就完事了”。

　　但是，這畢竟是少數人。王路所在的實驗室里有大量的儀器、設備，使用前后要調試、保養，實驗儀器要由他親自作講解。比如，這周總共有16個班級要上實驗課，他就要上16個半天的班，“忙到中午休息和晚上的時間都得用上”。

　　被一竿子視作“閑人”，丟了尊嚴不說，被教授們看作是“勤務人員”，更讓人惱火。

　　劉雪斌是江蘇省一所高校輕工類實驗室的高級實驗師。在實驗室工作了30余年的他告訴記者，由于對實驗員崗位認識的不到位，曾經有一些年輕的實驗員除了完成實驗員本職崗位工作之外，還要幫助各位領導、教授報賬、購物等，做類似勤雜性質的工作。

　　然而，隨著現代化器材的增多、實驗方法的不斷改進，實驗員顯然不再是一個“開門關門”“勤務人員”的角色。

　　在采訪中，王路和記者分享了一個業內的故事，一臺大型儀器購入花了100萬元，但不久之后壞了，修理過程中僅配件就得花20萬元。20萬元配件費高校不好走賬，于是只能重花100萬元再買一臺。“其中一大原因就是管理人員疏忽、不專業造成的。”

　　事實上，實驗員在如今的高校科研、教學中作用越來越重要。“實驗室決定了論文、成果中基礎數據的準確性，要想做好數據除了有好方法以外，一定要有好的儀器狀態，維護、保養以及掌握儀器的‘脾氣’，靠的就是這樣一支專業隊伍。”劉雪斌說。

　　用教師的工作要求來衡量實驗員工作，顯然也是不公平的。因為“實驗員要8小時坐班，教師則不坐班；實驗員的本職工作是確保實驗室和教學科研儀器的正常運行，而科研成果往往歸于教師，很難體現出實驗員的工作價值。” 劉雪斌告訴記者。

　　職稱通道止于副高

　　有一句歌詞是：“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遠不曾有過的體會。”同樣的心傷也發生在實驗員身上，說的是他們的職稱通道止于副高，而不是像教師崗可以達到正高。

　　按照現行的實驗員序列，其職稱通道大致為實驗員、助理實驗師、實驗師、高級實驗師，高級實驗師相當于副高職稱。這套序列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被絕大多數國內高校沿用至今。

　　如今，實驗員止于副高成為國內高校的共識。記者了解到，在歐美高校中，實驗員并不涉及任何的職稱，終其一生也不過是一個專職崗位上的工作人員。

　　照搬國外是否適用，并不是討論的重點。“條件上不利于這些人發展，而這些人又必須發展，是實驗員最大的困惑。”劉雪斌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所在。

　　一個“有趣”的現實是，實驗員雖然定位為教學輔助崗位，但晉升強調的卻是課題、成果。

　　以王路所在的學校為例，要想評上高級實驗師，一道硬杠杠就是要拿到省級以上的課題，“必須以‘主持’的身份，申請人中排前三名”。

　　在正常情況下，實驗員從來都是以“參與”課題的身份做科研，即便是像劉雪斌這樣的“老人”也從未“主持”過省級課題，能夠申請上這樣的課題純屬小概率事件。

　　“除非專門針對實驗員的課題，這樣的課題如鳳毛麟角；除非跟了某個很厲害的導師讀博，申請時他排第一，你排第二、第三；除非你跟科技廳的人特別熟，內部人員默認給你。” 王路說。

　　作為一名教職人員，南京林業大學教授林中祥表示，實驗員盡管有便利的科研條件，但最重要的任務仍是管理好儀器、做好與實驗課相關的工作，“叫他們拿課題、發文章，無異于叫開車的人去發表論文，并沒有太大的意義”。

　　轉崗幾近無望

　　由于實驗多集中在后半學期，閑暇時，王路攻讀了本校研究生，做科研、帶學生競賽做得有聲有色。

　　然而，當下，絕大部分高校仍將實驗員的上升通道封死在副高。這就使得一些有能力、有抱負的人，包括王路在內，正在尋找機會往教師隊伍“跳”，“實驗員這個崗位變得根本留不住人”。

　　與此同時，教師崗的用人標準也在水漲船高。即使是博士，教師崗也多要求海歸。“現在打算先讀博，走一步看一步。”王路的話語里充滿了無奈，他很清楚一個事實——全學院排隊讀博的中青年教師約有20多人，學院每年僅有兩個在職讀博指標，光是排隊就要等上若干年。

　　許多博士來到實驗員崗位上，也后悔了自己當初的選擇。原想著和高考擇校一樣，先進入一所名校再說，之后再像轉專業一樣，換到一個更適合自己的崗位。但實際上，“高校人滿為患，一個蘿卜一個坑。沒有人會考慮你的個人需要，為你個人成長而調整崗位”。作為博士實驗員大軍中的一員，北京某“985工程”高校實驗員張琴琴如是說。

　　“我們實驗員圈子有句話，叫女生留下、男生離開，說的就是上升空間不大。”對于張琴琴而言，如今也只剩下一個安逸的環境，每天準時上下班、接孩子、做晚飯，來沖淡過去的豪情壯志。

　　而在教學崗人的眼里，“高校也應該把實驗員轉崗的路堵死”。林中祥說，如果此門一開，很多通過關系進來的實驗員，很容易轉崗進入教師隊伍，幾經運作變成教授、副教授。“介于本校人際關系復雜，實驗員想要轉崗，建議他去外校競爭，重新按照審查教師的資格進入。”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務處副處長湯家駿對此表示支持。他告訴記者，在一些高水平大學里，教師崗位早已婉拒了剛走出校門的博士，而是留給了“杰青”“千人”“青千”等。“想通過捷徑進入教師崗位，對于其他高門檻進入的教師不公平，也可能影響教師隊伍的整體水平。”

　　出路：給名還是給利？

　　那么，讓實驗員看到前途、希望，獲得尊重，高校應該怎樣做更為合理？

　　2013年，劉雪斌所在的高校打通了實驗員序列的正高職稱。在他看來，“這條路打通的意義在于引導這批人到了副高以后，還有一定的努力空間”。

　　通道是打通了，但要求的卻還是省級課題、成果。“參照教授的要求設置教授級高工，要求高門檻一點兒都沒錯。只是說，前者應側重研究，后者應側重工程。比如，省級發明一等獎。”劉雪斌說。站在實驗員的角度，這也許是最理想的狀態。

　　而在北京的一些高校里，采用的是一種折中的辦法——淡化實驗員的身份，規定新來的教師在上課的同時，必須帶實驗課，給學生準備器材、講解實驗操作。這樣，職稱評定上走的依然是教學科研序列，不受副高封頂的限制。但“畢竟教師的精力有限，也不如實驗員專業，這樣做的可持續性如何要打問號。”王路說。

　　作為教育部實驗室建設指導委員會成員，在湯家駿看來，建立一支專業化的實驗員隊伍是很有必要的。他并不主張拔高職稱來穩定這支隊伍，“不給名而給利也是吸引人才進入的一種方式”。

　　在中國科大，實驗課程與46門重要的理論課程（全校共1000多門課程），享有專門的津貼。這在國內高校尚屬首例。能夠這樣做自然還要摒除“開開門關關門”的非議，做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

　　“我們剔除了很多實驗員的焦慮。”湯家駿舉例說，考核時只看實驗員對實驗教學的貢獻，而不看經費、課題的多少。過去實驗教學依附于一個系，工作量認定總遭教師或其他實驗員的質疑；如今整合為實驗教學中心，一名實驗員負責全校與之相關的實驗，統一為五天的工作量，在同類人群中比較，誰對實驗教學有貢獻一目了然。

　　事實上，國外高校實驗員也類似，盡管無職稱一說，但其待遇與教授、副教授相當。給利不給名，這也許會為中國高校實驗員改革提供又一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