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師應積極擁抱社交媒體

近年來，隨著網絡社交媒體的興起，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各類社交平臺上生產、傳播和獲取知識。以知名網絡視頻平臺“嗶哩嗶哩”（以下簡稱B站）為例，知識類內容已經成為用戶最喜歡的視頻類型之一。過去一年，共有超過2億用戶在B站學習知識，“上B站搞學習”成為年輕人的口頭禪，該網站甚至被許多用戶稱為“中國嗶哩嗶哩大學”。

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7月5日，B站播放量最高的視頻為山東財經大學教師宋浩的“《高等數學》（同濟版）”，其播放量高達1.6億次；粉絲數量最多的UP主（即在視頻網站制作和上傳視頻、音頻等的人）為科普刑法知識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翔，其粉絲數超過3100萬。

社交媒體重塑高教形態

以B站為代表的社交媒體，將在許多方面重塑高等教育的形態與功能。

其一，打破課堂時空限制。在傳統意義上，課堂教學僅限于師生在實體教室的面對面教學。社交媒體則打破了傳統課堂的時空限制，任何一名大學生只要能接觸網絡，就可以根據自身興趣選擇社交平臺的學習內容，并按照自己喜歡的節奏學習，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

此外，在傳統課堂上，師生間交流與互動的受眾、頻次往往受限，但在社交媒體上，用戶除了可以跟UP主互動外，還可以與國內外其他用戶進行深入討論和交流。

其二，創新教育教學模式。高校教師利用社交媒體進行教學，是對傳統教學模式的一種創新和融合。通過視頻、直播、彈幕互動等多媒體手段，教師能以更生動、直觀的方式傳授知識，激發用戶的學習興趣和動力。同時，這種新型教學模式還能促進師生間的交流和互動，增強教育的參與感和實效性，以及學習的趣味性和交互性。

更重要的是，B站上的彈幕功能能營造一種濃厚的學習氛圍，調動用戶的學習主動性。這不僅豐富了教學手段，也為教育行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其三，滿足個性化學習需求。盡管目前高校提供了豐富的選修課程，國外名校的選修課數量甚至高達上千門，很多高校還制作了一批網絡公開課，但相比社交平臺上海量的知識內容，大學里的選修課數量仍是“小巫見大巫”。況且在大學提供的選修課（包括網絡公開課）中，還充斥著不少“水課”。

年輕人之所以熱衷在B站上學習，就是因為其平臺資源不僅豐富、易于理解，質量也很高，能滿足用戶的個性化學習需求。

其四，促進高等教育公平。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學生只有考入頭部高校，才能最大程度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絕大部分群體則被排斥在外。頭部高校對優質教育資源的壟斷顯然不公平，而通過短視頻社交平臺傳播高質量知識，則打破了這種壟斷，使更多人能跨越地域、年齡、經濟等界限，學習自己感興趣的高質量知識。這種開放性和包容性有助于縮小教育差距，促進教育公平，使更多人有機會接觸優質高等教育資源。

其五，推動網絡文化建設。高校作為人才高地與思想創新高地，在輿論引導和網絡文化建設中具有先天優勢。社交媒體是推動我國網絡文化建設的一大利器。高校教師在B站等社交平臺上分享學術成果、生活感悟和人生經驗，不僅為學生們提供了寶貴的精神食糧和人生指南，也向更廣泛的社會群體傳遞了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和文化理念。這有助于增強社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動社會的和諧與進步。

應鼓勵高校教師擁抱社交媒體

B站數據顯示，2023年共有217萬UP主投稿泛知識類內容，但只有645位教授、學者入駐B站。換言之，社交媒體上的知識生產者和傳播者中，絕大部分為各行各業的異質群體，高校教師只占極少部分。

作為學歷最高、知識儲備最豐富的群體之一，高校教師理應在知識生產與傳播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之所以有如此現狀，其背后原因很多，如大部分高校教師忙于教學和科研，無暇顧及面向公眾的知識需求；高校教師對社交媒體的恐懼和信息技術的陌生，致使他們對擁抱社交媒體缺乏信心和動力等。

鑒于國家推進網絡文明和網絡強國建設的需要，以及社交媒體已成為當代年輕人獲取知識的重要途徑，政府與高校應鼓勵教師走出象牙塔，積極擁抱社交媒體。

首先，當下的各類高校評價體系普遍以科研、教學為重要依據，高校的網絡參與基本被忽視。大學作為教書育人和知識生產的中心，在評價中重科研和教學本身沒錯，但在社交媒體時代，教學的時空限制已被打破，教育教學模式不斷創新，學生獲取知識的方式日趨多樣化，高校固守傳統的評價體系已不合時宜。

建議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包括各類民間機構）在大學評估、排名中，應將高校及教師的網絡參與納入評價體系中，如此才能最大程度上推動高校及教師主動擁抱社交媒體，在網絡文化建設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其次，高校應不斷完善教師評價體系，激發教師參與網絡的內生動力。比如，某教師在社交平臺播放量上百萬甚至過億的課程，是否有資格被認定為“金課”？某教師在社交平臺閱讀量達10萬+的“網文”，在教師評價中能否與學術論文“平起平坐”？

在筆者看來，為激發教師參與網絡的意愿與動力，高校可考慮設立公共傳播型教師崗位。

盡管在多元評價的理念下，高校已設立了多種類型的教師崗位，如教學型、研究型等，但教師的網絡參與（如在社交平臺上的知識講解或文化創作）很難被歸入其中。鑒于此，高校可以增設賽道，為少數有志于網絡傳播的教師設立公共傳播型崗位，以鼓勵他們“從一而終”。

最后，高校應提供技術與資金支持，提升教師參與網絡的能力。網絡課程的制作，單憑教師個人是很難完成的，這就需要高校聯合相關社交媒體合力完成。

同時，“網文”創作也并非想象的那樣簡單。人們往往誤以為，作為各自領域的“權威”，高校教師能很自然地將其研究成果流暢地傳達給大眾。誠然，部分學者在此領域表現出色，但大多數教師卻面臨有效傳播的挑戰——

一是他們長期浸淫于學術論文的撰寫習慣中，脫離專業術語和數學符號的框架后，便很難將研究成果通俗化；二是人文與科學領域的思想往往深邃且復雜，并非簡單替換為更淺顯的詞匯就能實現有效溝通。

然而，通過針對性培訓，這一困境就可以被打破。美國部分高校在此領域的實踐已經提供了良好范例。例如，美國馬薩諸塞大學阿姆赫斯特分校設立的“公共參與小組”，其核心任務之一就是會聚跨學科且具有豐富公共寫作經驗的大學教師（每期包含7~9名教師），為有志于提升公共寫作能力的教師提供培訓。

當然，對于高校教師加入社交媒體的潛在風險，我們需加以警惕。例如，在追求快速傳播和吸引流量的過程中，部分教師可能忽視了對教育內容的嚴格把關，存在誤導觀眾的風險；再比如，高校教師在制作和發布教學視頻時，可能會使用他人的作品或素材，如圖片、音樂、視頻片段等，若未經授權擅自使用，可能會引發版權爭議和法律訴訟。對此，高校應加強監督和管理力度，確保內容的合法性和準確性。

總之，社交媒體的崛起給知識的生產、傳播和獲取帶來了新模式。高校及其教師作為知識生產和傳播的中堅力量，在此過程中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們期待更多高校教師走出“象牙塔”，走進社交媒體，用自己的知識和智慧影響廣大“網民”。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