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師生理健康遭遇“中年危機”

在很多人心目中，高校教師應該是優雅、輕松的：收入不低、工作時間還彈性，既不用像中小學教師那樣操心 “熊孩子”和升學率，又擁有悠長的寒暑假，是一個大大有利身心健康的好職業。

但近年來，中年甚至是青年高校教師病逝、猝死的新聞不時傳來，似乎這一職業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輕松。

近日，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鮑威做了一項關于職業負荷對高校教師健康影響的研究。在研究報告中，鮑威直言：“高校教師生理健康的‘中年危機’現象亟須引起關注。”

明顯上升的檢出率

在研究中，鮑威和研究團隊選取了國內某重點高校醫學部2014—2018年教師體檢數據和2016—2017年該校“高等教育質量監測國家數據”中教師工作業績考評相關材料。數據清洗后，共獲得時間跨度為2016—2017年的1676人次教師面板數據。

“我們將這些教師劃分為青年教師（≤40歲）、中生代教師（41~50歲）和資深教師（51~65歲）三個群體，并比較了他們高血壓、高血糖、甲狀腺結節及女性乳腺結節等異常指標的檢出率。”鮑威告訴《中國科學報》，結果顯示，隨著年齡遞增，中生代教師和資深教師的生理疾病異常檢出率明顯上升。

例如，在青年教師群體，高血壓的疾病檢出率為9.19%，中生代教師的檢出率達到了13.29%，資深教師的檢出率則高達27.45%。在高血糖的檢出率方面，上述三個群體的數值分別為2.5%、6.48%及15.75%。甲狀腺結節的檢出率更是分別達到40.75%、51.10%以及64.02%。

就在鮑威發布該研究結果幾個月前，2021年5月，華中科技大學醫院公共衛生科醫師葉坤妃所在的研究團隊也發布了一項報告。他們以參加某高校職工體檢的227 位在職教師作為研究對象，對其主要健康問題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葉坤妃給出了這樣一組數據——在研究對象中，35~50歲年齡組的高血脂發病風險為35歲以下年齡組的3.32倍，高尿酸血癥發病風險為后者的2.13倍，超重/肥胖發生風險是后者的2.08倍。

“這其中，超重/肥胖的體檢檢出率（32.13%）明顯高于我國居民第四次營養調查專題所報道的22.8%，而且這一因素與慢性疾病發生密切相關。”葉坤妃說。

值得關注的是，在調查中，葉坤妃發現對于健康問題，高校教師群體存在明顯的“知行分離”現象，即他們在健康生活方式理論層面上的認知一般都比較好, 但卻并不會實踐這些生活方式，這一點在中年教師的身上表現得也很明顯。

為何“知行分離”

劉峰（化名）是在體檢時發現自己有心律失常的毛病的。那一年他41歲，剛剛評上教授。此后不久，他所在學院的另一位老師也因為身體原因不得不休養很長一段時間，那位同事的年齡同樣不超過50歲。

談及 “知行分離”，劉峰反問了記者一個問題：“我們有時間‘健康生活’嗎？”

在劉峰的印象中，自己工作最繁忙的時段，是幾年前自己的一個項目出現了問題，導致大量研究需要“返工”，而項目的結題時間卻已經臨近。“那段時間，我每天睡覺的時間好像幾乎沒有超過6個小時，談什么健康生活？！”

鮑威表示，與備受關注的青年教師職業焦慮現象不同，職業負荷對高校教師健康的負面沖擊凸顯于41歲以上的中生代教師和資深教師群體。這些教師已經成為高校科研主力，甚至兼具多重身份。隨著近年來部分研究型大學引入長聘制改革，中年教師即使進入職業中期后，依然奔馳于“快速道”上。

“在教學、科研、行政和家庭多種壓力源的疊加影響下，中年教師不僅職業倦怠表現最為突出，甚至因職業負荷過重而陷入重疾的事件也屢有發生。”鮑威說。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根據鮑威的調查，相較于科研、行政等方面的壓力，對于中年教師而言似乎已經“輕車熟路”的教學工作，其實也是影響其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

“在人才培養方面，雖然教師的課程教學量對于其健康并未形成顯著的影響，但教師承擔的研究生指導工作，即博士生和碩士生的指導人數增量，可能會造成高血糖檢出率的顯著提升，其影響系數均為0.014。”鮑威表示，這與教師主持科研項目數和發表論文數的增值對其高血壓指標異常檢出率的影響系數相當。

究其原因，鮑威表示，相較于課程教學隨著經驗積累的“可控化”，研究生指導更強調學生的個性化以及自主學習能力，然而隨著近年來研究生招生規模的擴張，學生的學術基礎乃至學術志趣都在下降。這導致研究生導師的職業角色從“指導者”向“督促者”轉變，需要反復催促、時刻監督學生的學業進度與研究進展，導致教師陷入精神與生理的雙重疲勞。

中年教師恰恰是目前導師群體的“主力軍”。

在鮑威的訪談中，某高校教師曾坦言自己在研究生指導方面的無奈：“我現在帶了兩名碩士生，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和精力與他們溝通，比如研究思路的指導、對實驗中一些關鍵步驟的理解，甚至一些比較基本的實驗技術也經常需要我手把手教。但是，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不高，既不認真讀文獻，也不好好做實驗，研究上需要我不斷拖著往前走，有時真是忍不住要生氣，弄得自己很疲憊，也很焦慮。”

高校教師的“先天劣勢”

在此前的一項研究中，鮑威曾分析過目前我國高校教師的年齡結構，發現近30年來，國內研究型大學教師隊伍的年齡結構經歷了年輕化階段、平穩發展階段和老齡化階段三個時期。特別是2013年后，研究型大學教師規模的增長趨于停滯，青年教師占比下滑，教師隊伍的“老齡化”趨勢更加明顯——根據其研究，早在2017 年，中生代和資深教師在國內研究型大學中的占比已接近62%。

“這也代表著，中年教師的健康問題越來越具有普遍意義。”鮑威說。

在進行教師身體狀況調查的同時，葉坤妃和同事也曾對他們的不良生活和飲食習慣進行為期半年的干預，結果十分理想。然而在后期的跟蹤調查中，他們卻發現，一旦脫離指導，會很快回到此前的生活方式中。

鮑威表示，高校中年教師的健康問題主要來自其面臨的巨大壓力，如何應對壓力也是解決“健康問題”的關鍵。“在現階段，對教師單純‘減壓’是不現實的——外部條件不允許，而且即使不存在外部壓力，某些有學術追求的教師也會‘自我加壓’，乃至‘自我剝削’。因此，建構系統的教師發展支持體系才是未來高校教師隊伍建設亟須完善的問題。”

對此，劉峰深表贊同。

“相較于中小學教師，高校教師有一個先天劣勢，那就是他們往往沒有經歷過完整的師范教育，因此在面對教學或科研上的一些壓力時，也就沒有一個前置的應對方式引導。而當教師人到中年各方壓力增大時，此前淤積的很多問題便可能出現‘總爆發’。”劉峰說。

談及解決之道，鮑威認為至少可以從兩方面入手。

“首先是將高校教師的培養前置到博士生教育階段，通過選修課、專題培訓等形式，讓未來有志從事學術職業的博士生在入職前做好教師職業的前期素養能力準備；其次，拓展高校教師發展內涵，針對不同職業生涯階段教師的發展需求，建構多元化、全納性發展支持體系。”她表示，目前高校教師發展中心的關注點大多側重于新入職教師的教學能力培訓，但隨著教師隊伍結構的變化，需要同時兼顧職業生涯中期乃至后期的教師、女性教師等不同群體，針對其面臨的職業挑戰、職業瓶頸，以及由此產生的職業倦怠提供針對性的幫扶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