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京學堂”計劃引發多方質疑、北京大學校方背負重重壓力的時候,面對記者的采訪,從校長王恩哥到多位相關負責人,每個人無一例外地都談到“擔當”。
“我剛從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的活動現場回來,每每這個時刻,我都有一種強烈的感受。隨著中國迅速融入世界,隨著中國同國際交流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深入,國際社會急切地希望了解中國,關注中國的態度與思想。我們的大學,應該在這方面做點什么:多培養一些具有跨文化、跨國際交流能力的人才,多培養一些真正懂得中國、熱愛中國的人才,多培養一些能夠站在國際舞臺上發出響亮的中國聲音的人才。”這是王恩哥接受采訪的開場白。
“中國的大學應該有緊迫感。去年秋天哈佛大學校長在新生入學時的講話,我們聽后特別有感觸,她說:歡迎同學們,你們來自全世界110個國家,全美國50個州。哈佛這一屆才1600多個學生,卻有著如此豐富多元的國籍和地域背景。我們什么時候能夠趕上人家,這個雄心要有。要實現中國夢,如果沒有一兩所和別人平起平坐的大學,這個中國夢就不圓滿。任何一個有著悠久的文明和歷史的地區或國家,一定有一兩所大學不單單屬于這個地區和國家,也屬于全人類。”王恩哥說。
“燕京學堂”的動議,正是來源于這份緊迫感與使命擔當。
記者采訪了來自哲學、中文、國關、物理、前沿交叉研究院等院系的十幾位北大老教授,他們都有這樣一個感受:隨著國際交流越來越深入,我們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需要在歷史和現實、中國和世界的視野中進行深入研究和思考。“得有大學承擔起這樣的責任,北大,應該當仁不讓。”老教授們說。
與此同時,北大還對“燕京學堂”寄予厚望:探索一個方向,蹚出一條道路,更好地將“主體性”和“國際化”相結合。同時,用全球化的視野、用國際通行的規則與方式,向世界發出中國的聲音。而這,恰恰是我國許多正在探索世界一流大學方向的高校正在面對的難題。
“這是北大的教育使命,無論多困難,我們都得走下去!”王恩哥說。
培養一批了解中國、了解世界的優秀人才,這句話不能成為口號,需要實實在在的載體。而在“燕京學堂”的設計者看來,“中國學”的構建,就提供了一個開放的教學科研體系、包容交叉的學科框架,以及人才培養的平臺。
北大常務副校長劉偉介紹,“中國學”的設立,是為中外學者進行廣泛文化交流與對話提供的良好平臺。要教外國青年學生從中國人的視角看中國,教中國青年學生從世界的角度看世界。“韓國總統樸槿惠所讀的《中國哲學簡史》,是馮友蘭先生在美國講學期間用英文寫作的,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之所以開設“哲學與宗教”“歷史與考古”“文學與文化”“經濟與管理”“法律與社會”“公共政策與國際關系”6個方向的課程體系,也正是出于突出本體性和國際化的雙重考量。劉偉介紹,“我們的想法是恢復中國人文學術融會貫通的傳統,這有助于打破人文學科領域內的學科界限,創新人才培養模式。‘中國學’的研究特點之一就是重視學科的融會貫通。除了要文、史、哲貫通,還要中西學術貫通。”
“有容乃大,心懷天下,這何嘗不是北大最優良的傳統之一呢!能夠包容各種文化形態,自身的文化才可能變得多元和豐富。”劉偉說。
如何更好地信息公開,以及如何更好地尊重師生的意見表達,是“燕京學堂”計劃實施過程中的重要課題。
“‘燕京學堂’計劃是一個系統工程,它的啟動勢必要經過周密論證。北大專門組建了燕京學堂建設領導小組和工作小組,設立了燕京學堂籌備建設辦公室,專門負責籌備工作,而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聽取意見和建議,征詢師生的意見。”王恩哥介紹,“僅我自己,就牽頭召開了十幾次交流會,小到七八個人,多則幾百個人。”
據介紹,北京大學黨委常委會、校長辦公會分別就“燕京學堂”籌建事宜數次聽取匯報,進行深入討論;北京大學規劃委員會對“燕京學堂”的設立進行了論證,最后做出集體決定。
自5月5日宣布“燕京學堂”正式建立以來,北大校領導和“燕京學堂”領導班子組織多次座談會,分別與北大教職工代表、學生代表、專家學者代表、校學術委員會成員和校友代表進行座談。
資金問題也是目前外界普遍關心的,劉偉介紹,“燕京學堂”的建設和運營資金通過向社會定向公開募款籌集。捐贈的資金形成專項基金,通過基金收益支持“燕京學堂”的發展,不使用北京大學正常辦學資金,沒有一分錢來自國家撥款。
而針對選址等問題,王恩哥的態度也十分開放,“一切都是可商量的,但是一定要經過多方面的論證與研究。”
走出北大辦公樓,一個強烈的感受涌上心頭:不知有關“燕京學堂”的爭論還將持續多久,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這樣一所承載了太多人的夢想、關注與期許的大學,任何一項改革和舉措都注定會是備受矚目的,注定會是前行不易的。
而越是這樣,越需要北大的改革者拿出擔當的勇氣,與嚴謹、科學、完善的頂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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