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林院士：反思“精準醫學計劃”為中國帶來什么？

　　今年1月20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提出“精準醫學計劃”，預算2.15億美元，希望以此“引領一個醫學時代”。新聞一經發布，沒想到我國上上下下好像動得更快，熱鬧非凡，不少人給美國總統點“贊”。有人表示，受奧巴馬影響，中國在15年內將跟蹤投放600億元人民幣。也有人質疑，美國總統在中國是否真具有金口玉言的分量，他的一小段話也許能適合美國社會的結構與特點，但適合我國的情況嗎？“精準醫學計劃”對我國的發展有大概率獲勝的機會嗎？為此，記者專訪了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遺傳學家、上海交通大學Bio-X研究院院長賀林教授，請他從應用的角度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討。

　　奧巴馬的“精準醫學”計劃主要體現為：啟動“百萬人基因組計劃”（資助NIH 1.38億美元）；做好隊列（cohort）及對照，建立與臨床有關的“史無前例的大數據”；尋找引發癌癥的遺傳因素（資助NCI 78萬美元），繼續美國已經開始的癌癥基因組研究計劃；建立評估基因檢測的新方法（資助FDA 1000萬美元），保護知識產權與有關版權的管理和保證精準醫學和相關創新的需求；制定一系列的相關標準和政策（資助ONC 500萬美元）保護個人隱私和各種數據；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模式：企業家和非盈利組織參加。上述內容又可以概括為三方面，即科學內容（百萬美國人測序與癌癥基因組）；政府功能的相應改變及法規標準的建立，以及公私合作，社會參與。

　　“精準醫學”是否適用于中國

　　那么，奧巴馬的精準醫學究竟新在哪里？賀林院士告訴記者，他曾于2013年作為共同主席主持了Nature Genetics Conference  -From GWAS to Precision Medicine（“自然遺傳學”大會——從全基因組關聯分析到精準醫學），其主題內容已包含著“精準醫學”；同一年的9月20日，作為東亞遺傳協會主席在哈爾濱舉辦的第十三屆東亞遺傳學會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中仍用有“Precision Medicine（精準醫學）”。

　　賀林院士認為，這一計劃并非給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而是對原有計劃的重新組合和疊加，更像是樹立了一個工作“標準”和新的目標，從預算上也可以看出錦上添花的特點。

　　如果中國“引進”這一計劃，幾乎可以肯定將形成一個所謂中式版的“精準醫學”，即呈現出一個包羅萬象的場景，如：內、外、婦、幼、眼、耳、鼻、喉等科……“如果這些科室都能搞精準醫學，放射科、精神科為什么不能？又有什么理由不包括更多？最終展現出的將是一個全民皆兵的局面。”賀林院士稱。

　　賀林院士也提到了中國工程院院士程京最近的看法，“我們目前想極力弄清楚美國為什么要這么做？我們應該怎么做？美國有自己的打算，但中國要有自信，應該有我們自己的思考，想清楚應該做些什么。如果看不清楚方向，盲目跟從，最后的結果會讓人哭笑不得”。

　　賀林院士特別強調，切記盲目跟從，應該靜下來反思，“精準醫學”是否會像當年熱熱鬧鬧的轉化醫學一樣至今難以找到突破亮點？它又會在什么樣的時間內能夠使民眾的健康受到怎樣的益處？

　　“轉化醫學”內含精準醫學

　　一度在征服疾病中看上去比精準醫學還要熱鬧得多的轉化醫學，在高調“唱”了20年左右后的今天，幾乎很難拿出一個非常像樣的成功之例。這些現象反映出的是一種低效“亂象”。賀林院士指出，其中轉化醫學內就含有精準醫學成分。

　　自1996年《柳葉刀》雜志正式提出“轉化醫學”這一新名稱以后，其內涵經歷了不斷外延和演變。賀林院士認為，“轉化醫學”不僅是一個口號，更是一種理念，是使人類健康得到改善的一項工作。要實現這個理念與目標，就要有明確的計劃、大智慧的思維以及腳踏實地的行動。

　　個體化醫學在全球特別是西方社會風起云涌，其中基因測序技術在個體化診療中的兇猛崛起，主要體現在個體化用藥基因檢測與無創產前DNA檢測，兩者形成了個體化診療的重要板塊。個體化診療或個體化醫學是以每個患者的信息為基礎決定治療方案，從基因組成或表達變化的差異來把握治療效果或毒副作用等應答的個性，對每個患者進行最適宜的藥物療法治療，如癌癥的藥物有效率為25%，風濕性關節炎的藥物有效率為50%，而同一藥物在不同個體內的效果差異最高可達300倍。

　　賀林院士說，“無創產檢是新生嬰兒重要的個體化醫學檢測，個體化用藥基因檢查則是更為直接的個體化診斷措施。而精準醫學是個體化醫學的基本要素”。

　　遺傳咨詢現狀堪憂

　　記者了解到，這些年來，雖然我國生命科學發展突飛猛進，但大大忽略了遺傳咨詢應貢獻的內容。

　　遺傳咨詢是聯合人類基因組技術和人類遺傳學知識，為人類開展遺傳咨詢、基因診斷、遺傳病治療等相關醫學服務和常規的健康服務。遺傳咨詢又分為臨床遺傳咨詢和非臨床遺傳咨詢兩類，在我國，目前幾乎還沒有建立起遺傳咨詢體系，遺傳咨詢主要是存在在產前診斷和產前篩查中心，由臨床醫生擔任。“沒有專業的遺傳咨詢師；在其他與遺傳相關的領域，如癌癥風險預測等，同樣沒有專門的遺傳咨詢師；沒有專門的機構進行遺傳咨詢師的認證、考核及遺傳咨詢資料整理工作；尚未制定任何正式的遺傳咨詢相關政策及指導性文件”，賀林院士對此堪憂。

　　而在美國、加拿大已有了完善的遺傳咨詢體系、用于對遺傳咨詢師培訓和考核體系；擁有專門的遺傳咨詢委員會和專業的遺傳咨詢培訓機構；培養專業的遺傳咨詢師，從事遺傳咨詢工作；具有專業的機構進行遺傳咨詢指南的制定工作。

　　賀林院士表示，我國的遺傳咨詢現狀非常落后，處在時不我待的緊迫狀態，有必要思考以下等式的方式促進理解： 轉化醫學 = 精準醫學 = 個性化醫療。“應該說，它們相互獨立又相互關聯，或許可以用符號≈代替=。”賀林院士認為， 三者的關系應該是，轉化醫學是口號， 精準醫學是標準，個體化醫學是目標，而遺傳咨詢是紐帶，貫穿始終。

　　“新醫學”橫空出世

　　隨著科學技術在不斷地取得進步，我國的出生缺陷率不但不降反而升高，另有各類報道認為腫瘤、高血壓、糖尿病等多種疾病的發病率都處升高趨勢。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賀林院士指出其中原因之一是，現有的醫術水平無法看清疾病深層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一難題，啟動人類基因組計劃所帶來的海量信息和數據在遺傳咨詢的紐帶作用下與臨床疾病特征有機地結合后，將促使人類有可能更好地和病魔做斗爭。這就是橫空出世的“新醫學”要做的事。

　　安吉麗娜·朱莉和姚貝娜，兩位患有同樣腫瘤的明星，由于采取的措施不同，她們的命運各不相同。賀林院士進一步解釋，在這個事例中，開始階段對乳腺致癌基因BRACI和BRACII進行的基因檢測可以看作是轉化醫學的一個初淺范例；檢測的準確性由精準醫學的精準度表述；個體化差異的結果體現了典型的個體化醫藥的內容，并且指導用藥的種類，包括決定是否使用第一個PARP抑制劑，阿斯利康的奧拉帕尼（Olaparib）；遺傳咨詢可合理解釋用藥的決定和未來的治療方案及效果等。

　　人類基因組計劃顛覆了世界，改變了人類；新醫學時代正在到來。總體說來，精準醫學作為個體化醫學的基本要素，遺傳咨詢驅動新醫學的進程，而新醫學才是解決人類健康的鑰匙。“精準醫學”需要推進發展，因為它是新醫學的基礎。“我希望中國的‘精準醫學計劃’與其說抓住一個要素，不如抓住解決問題的根本鑰匙，也希望我們今后的‘精準決策’最好能夠不是出自一位美國總統。”賀林院士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