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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布時間:2022-09-07 22:02 原文鏈接: 5位科研人Nature發文談“換賽道”

    讀博,是與時間賽跑以獲得學位的過程。

    這一階段,科研人員同樣面臨資金鏈斷裂、科研成果被搶發、疫情封控無法實驗、同門壓力等問題,甚至不得不面對徹底推翻課題重來的風險。離目標畢業時間越近,換方向的沉沒成本也就越大。

    《自然》雜志日前采訪了五位科學家,了解他們在博士研究中所面臨的障礙,如何在中途換到適合自己的方向,以及對處于類似情況的博士生們有何建議。

    以下是他們的自述。

    卷到“登頂狂熱”,到最后一個畢業

    Kathleen Beeson | 哈佛大學醫學院神經科學家、研究員

    在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讀博期間,我研究了一種對誘導神經元之間形成突觸很重要的分子。按計劃,我會我計劃在實驗研究這種分子的嵌合體,看看它們在小鼠身上如何發揮作用。

    2017年,也就是我讀博的第三年,我發現數據的變異性很高,我無法繼續前進了。

    除了PI,我還有一位資深導師,他勸說我考慮用其他方式來解決我的研究問題,即使這意味著放棄此前三年的付出。這太可怕了。

    我想到了 "登頂狂熱 "(summit fever)的概念,這是一個登山術語,形容一種強迫性驅動力,即僅一條道走到黑,而不是花點時間來重新評估方向。

    我決定再嘗試最后一次實驗,如果不成功,那我就換一種方法——結果實驗沒有成功。

    在讀博的第三年年底,我確定了一條新的路線——使用基因敲除的小鼠模型來測試不同形式的分子。這個方向與我所在實驗室擅長的領域完全不同,是在大腦區域開辟了新的研究。

    回想起來,我很高興我換了課題。我成了實驗室的小腦專家,也獲得了很大的獨立性,因為我把實驗室的研究帶到了一個新的方向。我學會了如何自己解決問題,而不是依賴導師的經驗。我接觸了其他機構的PI,和他們探討已經發表的研究方法。

    博士即將畢業時,我已經能把握好自己的新領域,甚至還把一些方法教給導師,幫助他的研究生開展同類項目。

    雖然我花了七年獲得博士學位,但我在個人成長和信心樹立方面收獲甚豐。我發表了幾篇論文,還在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獲得不錯的博士后職位。我發現我可以自我訓練,學習新事物,并提出好問題。

    如果你想繼續從事學術研究,不要急于成為第一個完成研究生課程的人。我是同屆學生中最后畢業的學生之一,但我決定停止與他人比較。

    如果你陷入困境,并為各種原因導致的數據不理想而苦苦掙扎,請與你的導師交談,并找到改變現狀的方法。

    我為自己改變方向的決定感到自豪:這很難,但這是個正確的選擇。

    讀博一年半,換了實驗室

    袁代林 | 浙江大學愛丁堡大學聯合學院 微生物學博士生

    2020年9月,我開始在細胞生物學實驗室攻讀博士學位。處理細胞、做活體細胞成像和收集數據,都讓我覺得困難。我不是一個特別重視細節的人,所以做精細的實驗對我來說是個挑戰。

    我和導師聊了幾次,在一個月的失敗實驗后,她建議我重新考慮研究領域。

    我的導師知道,我未來想在工業界發展。她說,如果首要目標是獲得博士學位,那可以換一個更適合我的技能和職業興趣的實驗室。

    剛聽到這番話,我嚇了一跳。聽上去像是導師想擺脫我這樣的學生,畢竟我一直無法獲得滿意的實驗數據。但經過慎重思考,以及和其他教授、研究生交流后,我意識到細胞生物學并不適合我。

    因此,我在校園網上搜尋,想找到感興趣的研究團隊,我還和他們的研究生交流經驗。接著,我與這些老師面談,告訴他們我能給實驗室帶來什么。我也說明自己想在工業界發展,想擁有一份適合我外向性格的高薪工作。

    最終,我和新的組長Sebastian Leptihn、研究生院院長以及我的原導師面談,大家一致認為,2022年1月進入新組比較合適,轉組時我已經讀博一年半了。

    你的研究能不能帶來成就感,你的性格能不能適應實驗室的文化,這些都值得花時間好好評估。如果你心存懷疑,并覺得在另一個實驗室可能更快樂、更高產,就趕快將此問題提上日程。

    和你的導師、院長和同學聊聊,也許他們能幫助你順利過渡。即使你的導師并不看好你“出走”后的前景,也一定要做你自己想做的。

    論文被搶發,不是研究生涯的終點

    Vikas Navratna | 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 生物化學家和研究調查員

    讀博第四年,我經歷了兩次論文被搶發。

    最初,我只有滿滿的失望和自責,認為一定是我工作得太慢了。但當我看到那篇論文有那么多作者,擁有那么多資源時,我意識到這不是一個公平的比較。這幫助我克服了“這是我的錯”的內疚感。

    在與導師溝通后,我決定把重點放在另一種結合蛋白上。在讀博的第三和第四年,我已經能夠將這種蛋白質結晶化。

    但隨后,又有兩篇關于這種蛋白質的DNA結合域的論文發表。我的后備計劃也被搶發了。

    當時,我擔心自己被踢出項目,但我的導師向我保證,他仍然想讓我留在實驗室。于是,我又換了個方向。

    在博士的最后兩年,我專注研究六種蛋白質的結構,以增加我的成功率,并盡可能在畢業時發表至少一篇論文。最后,我的論文是對6種蛋白質特征的大雜燴,但這是一個有意義的經歷。

    文章被搶發讓我很慚愧,因為這讓我意識到,我不是唯一有能力做某一項目的人。這也讓我看到,失敗在科學界是多么常見,你必須保持樂觀。

    被搶發時總容易自責,但這并不是你的錯。我們無從得知其他研究人員正在研究什么。

    對自己好一點,看看你的項目中是否有什么可以挽救的。留意那些尚未得到答案的問題,然后舔舐自己的傷口,開始研究新的方向。

    因為,被搶發并不是一個科學家職業生涯的終點。

    拋下家人求學,發現數據來源出問題

    OLUSOLA ASHIRU | 阿庫雷聯邦理工大學 海洋地質學家,講師

    博士研究初期,研究數據來源出問題怎么辦?

    在向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申請攻讀博士學位時,我告訴未來導師,我想研究Aje盆地,這是一個在尼日利亞沿海新發現的海底油田。我打算用化石來測定盆地內沉積巖的年代,從而推斷出該盆地油氣生產潛力及古環境狀況。

    在祖國尼日利亞做研究,我原以為能更容易獲得研究區域的地震數據、翔實記錄和巖芯樣本等。但我在2017年11月開啟讀博后,我發現自己無法獲得石油公司在Aje盆地的數據。

    一時間,課題內容幾乎都得改變。我感到很迷茫,也很害怕從頭再來。

    幸運的是,實驗室的一位博士后學生做過類似項目,他研究巴西海岸的近大西洋區域。他給我發來參考論文讓我閱讀,并幫助我指明可能的研究方向:利用地震數據繪制尼日利亞沿海另一個油田海底地圖。

    盡管我仍然對油氣生成和古環境感興趣,但這一新研究方向已經有了很多論文發表。因此,我選擇研究海底斜坡的沉積物分布,這能解釋海底景觀是如何形成的。

    我還向其他研究人員尋求幫助。

    我有點社恐,所以我不會在學術會議上直接找人幫助,而是記下專家的名字,在會后給他們發電子郵件,表明我喜歡他們的演講,并詢問他們能否幫助我開展類似研究。他們的支持總鼓勵著我:很多人愿意閱讀我的論文手稿,給我提供修改意見,盡管我們之前從未見過面。

    因為第一個課題讓我倍受打擊,所以在第二個課題時,我更加全力以赴。在實驗室里,我花了相當長時間來解決問題。

    我在中國做研究時,我的一個兒子和兩個女兒都在尼日利亞的祖母那兒。我常常問自己,"你拋下他們來到這里,只是為了換個地方失敗嗎?" 這激勵著我繼續前進。

    2020年1月,我回到尼日利亞,由于疫情封鎖無法再次返回中國。2021年11月,我終于博士畢業,次年1月在阿庫雷聯邦理工大學重獲講師職位。

    讀博期間,每當我感到灰心喪氣時,我會在研究所附近海岸散步,做瑜伽,或與朋友和同事出去吃飯。我還每年有三個星期的假期。有時你得讓自己休息一下,這樣才能打起精神地回到工作中。

    做真正“行得通”的研究

    Francinah Ratsoma | 南非比勒陀利亞大學 微生物學博士生

    我研究松樹與它們的真菌病原體。松樹是一種很重要的經濟植物,但它很容易受到真菌侵害,真菌會引起疾病,降低木材產量。

    我最初研究的是松樹的細胞外囊泡,它們攜帶哪些蛋白質或核酸影響了它們的耐真菌性。但當前的實驗方法通常采用柔軟葉片的植物,我從松樹根部和硬松針中分離細胞外囊泡時,遇到不少困難。

    此外,實驗所需的松樹不是現成的,得等幾個月才能收到預定的松樹苗,有時它們已經真菌感染了。

    我把大量時間耗費在等待新鮮植物、改善實驗方法上。漸漸地,我對這個項目的興趣和信心越來越少。2021年,在我開始讀博的半年后,我意識到自己需要一個Plan B。

    我告訴自己,不應該把失敗放在心上,畢竟科研難免經歷苦痛掙扎。我幾乎每周都和導師碰面,他看到我的項目停滯不前,并建議我把重點轉移到真菌上——真菌菌株是現成的,我可以在實驗室中直接分離它們的囊泡。

    要在思想上接受這種變化并不容易,因為我對課題中的松樹部分很感興趣。但在博士期間,有時必須犧牲自己的興趣,轉為做真正“行得通”的研究。

    由于我只有三年的時間來完成博士項目,我不得不安慰自己 ,得往好的方面看——我正在學習新的技術,掌握了新的技能。

    關注自己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讀博期間,如果研究不符預期,心理狀況可能會急轉直下。我的建議是保持充足睡眠、合理飲食,有空多鍛煉,多和同事們交流,如果有需要,就向學校心理健康中心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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