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戀愛、4篇論文，他們為科研“吵了無數次”

發布時間：2024-04-09 20:02 原文鏈接： 8年戀愛、4篇論文，他們為科研“吵了無數次”

最近幾年，每隔一段時間，張沖就會發一個朋友圈，配文為“這一秒鐘科學不重要”。配圖則為一篇新上線論文截圖，她和丈夫薛瑞棟的名字赫然在列。

今年情人節，這個系列的朋友圈再次“更新”。此次的配圖為一篇Nature論文截圖。該論文揭示了以乙型肝炎病毒相關肝細胞癌為主的全基因組變異景觀，為深入理解中國人群肝細胞癌的演進機理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張沖、薛瑞棟等發表的Nature論文截圖

該研究由中國工程院院士、海軍軍醫大學第三附屬醫院（東方肝膽外科醫院）及國家肝癌科學中心教授王紅陽領銜，團隊成員包含國家肝癌科學中心研究員陳磊課題組、北京大學生物醫學前沿創新中心教授白凡課題組、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教授Steven G. Rozen課題組以及貝瑞基因吳琳團隊。

張沖和薛瑞棟分別負責數據分析和論文整合的工作，從參與這項研究到最終論文發表的3年多時間里，他們經歷了結婚、生子，進入了人生新的階段。

學術上的“吵架”并不傷身

這項最新研究被命名為“中國人群肝細胞癌全基因組深度特征分析（CLCA）”，深入分析了編碼區和非編碼區的驅動基因、突變印記、拷貝數變異、聚集式變異事件、染色體外環狀DNA以及突變演進規律等特征。

研究團隊綜合多種算法，鑒定出大量新的肝癌潛在驅動事件，包括6個新編碼驅動事件和28個新非編碼驅動事件，多個基因都與肝臟代謝通路密切相關。

此外，在已報道的81種突變印記的基礎上，該研究首次鑒定了5種新的突變印記。

左起：薛瑞棟、張沖、王紅陽院士、白凡、陳磊

原發性肝癌的致死率在全球所有癌癥中高居第三，而每年肝癌新發病例超過一半發生在中國。在國際上，國際泛癌全基因組研究計劃（PCAWG）和美國癌癥基因組研究計劃（TCGA）均包含了對肝癌全基因組特征的研究，但其樣本主要為日本和西方人群。此外，這些研究采用了相對較淺的測序深度（30~40×），限制了對全基因組層面亞克隆結構的深度解析。

“可以很直觀地感受到，以往肝癌研究大部分數據來源于日本和歐美，而這些規律并不適用于中國的患者。”薛瑞棟強調，“要想研究清楚中國人群肝癌的基因組特征，還是得靠我們中國的團隊。”

為了系統了解中國肝癌人群的致病因素，研究團隊對494例來自中國不同地區的肝細胞癌患者腫瘤組織進行了高深度的全基因組測序（平均120×），配套239例轉錄組測序結果，總數據量近300T。

張沖和薛瑞棟加入這個課題的時候，前期已經有了一定的樣本和測序結果。

“以往大家對非編碼區的認知相對較少，而且這次的數據量非常大。”張沖綜合了十多種算法工具，反復調試結果，最后才得到了一個有生物學意義的列表。

但科學的新發現在讓人興奮的同時，也會引發自我懷疑。“我在接手做這個項目的時候，就發現了一個此前未報道的、全新的突變印記。PCAWG的數據覆蓋了近3000人都沒有被發現，會不會是分析過程中出現了差錯？”

出于對新發現的嚴謹，團隊決定同突變印記領域資深學者Steven G. Rozen聯系，合作團隊進一步擴大。

薛瑞棟、張沖、Steve Rozen

為了確保項目及時推進，團隊內部建立了非常高效的溝通機制。除了不定期溝通最新進展，每周三晚上是固定的組會時間，從19點一直討論到23點，每個人都匯報自己的最新進展，并制訂下一周的計劃。

張沖和薛瑞棟兩人之間的討論，則更為密集。“在這個項目開展過程中，我們吵了無數次。”薛瑞棟坦言，“比如有的時候，張沖會把結果拿來和我討論。我知道她做得非常辛苦，也花了很多心思，一般來說應該先夸一下再提問題。但是我不會講任何的感情。”

但這樣的學術“爭吵”并不傷身，因為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確保做出的結果真實可靠，能經受所有人的考驗。張沖表示：“誰能拿出文獻來證明自己的結論，我們就聽誰的。”

當論文終于上線，兩人已經開始了新的工作。這是一篇在數據量、分析方法和功能實驗等多個方面都工作量巨大的論文。他們也期待著這項工作能夠為后續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分析工具和數據支撐，進而為肝癌診斷和靶向藥研發等提供一定的幫助。

實驗室是最佳約會地點

2012年，出于“以后能操作世界上最高精度的顯微鏡”，薛瑞棟加入了白凡的課題組，他也是課題組最早的學生之一。3年后，因為對癌癥研究非常感興趣，張沖也來到了白凡實驗室，成為薛瑞棟的師妹。

白凡是一位對自己要求很高，也非常努力的導師。受他影響，課題組學生在科研上投入的時間非常多，每天相處的時間非常長。

在朝夕陪伴間，張沖加入實驗室半年后，兩人便成為了情侶。第一個學術合作的項目，也很快展開。這同樣是一項關于肝癌的研究，起初是由薛瑞棟負責樣本前處理和做實驗，張沖負責生信分析。慢慢地，兩人開始互相拜師學藝，薛瑞棟掌握了數據分析的技能，張沖也學會了做實驗。

“其實這也為我們后面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薛瑞棟表示，“比如這次的研究就是數據分析和實驗的集成。而且數據分析和實驗結合也是今后我們研究領域的發展方向。”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科研已經融入了他們的戀愛中。肝癌、基因、分型……這些學術詞匯，構成了他們日常溝通的關鍵詞。

在實驗室分析時、在學校漫步時，甚至在逛街時，話題都會不自覺回歸到科研上。“可能逛著逛著突然想到，有個數據得做一下分析了，昨天的結果是不是跑出來了之類的。”張沖笑道，“有時候發生爭論，也不用太注意措辭，溝通效率也提高了。”

對他們而言，實驗室就是“最佳”的約會地點。“比如今天有了一個新的想法，就互相勸對方去實驗室，也因此占據了我們很多其他的時間。”薛瑞棟補充說。

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兩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課題也穩步推進。2019年，這項研究順利發表于Cancer Cell。他們與合作者全面繪制了混合型肝癌的基因組圖譜，進而系統研究了混合型肝癌三種病理亞型的基因組特征，提出混合型肝癌分子分型標準，并發現了新的診斷和預后標志物。

而后，兩人陸續開展肝癌相關的其他工作并分別發表——2020年的Nature Commutations、2021年的Advanced Science，一直到最近的Nature。一路走來，他們的科研工作也得到了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張寧的全力支持和幫助。對科研都有著嚴格要求的兩人，互相鼓勵也時常爭論，一路攜手前行。而他們人生軌跡的變動，也記錄在這一項項合作中。

薛瑞棟、張沖合影

科研是唯一選擇

這篇Nature文章，對張沖和薛瑞棟而言有著特殊的意義。

在數據分析部分的工作接近尾聲時，兩人的孩子誕生，帶來更多幸福感的同時，也為兩人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在長期的相處中，兩人早已形成了很好的默契。

“孩子對母親的依賴是一個自然的生理現象，懷孕和生產完這一年，我在科研上投入的時間較以前確實有一定縮水。”張沖坦言，“相信等孩子再長大一些，我就能夠有更多的時間繼續投入到科研中去。”

張沖也一直在和薛瑞棟強調，陪伴對孩子的成長至關重要。因此，兩人現在達成了一個共識，不管工作多忙，每周都至少空出一天時間陪孩子出去玩，接觸一些新鮮的事物。

“其實她懷孕的時候科研壓力很大，但她依然在保證完成工作的同時，閱讀了一些育兒類的書籍，還會把這些信息和我分享，讓我更好地參與進來。”薛瑞棟對張沖的付出非常感激，“所以我們的寶寶現在非常健康、快樂。”

與此同時，他們的科研工作也在穩步推進中，在未來規劃中，科研是毫無疑問的唯一選擇。

得益于長期深耕于腫瘤基因組學領域，積累了扎實的工作基礎，薛瑞棟在去年組建了自己的實驗室，探索腫瘤演化和微環境相互調控的新規律和新機制等相關研究。“希望我們這個實驗室能夠有一個比較獨特的研究方向，和一幫小朋友們一起奮斗，把這個方向的工作做好。”

“暫時還是在家庭上花的時間更多一些，但是現在晚上在家工作已經沒有問題了，因為我只要在家待著孩子就不會吵鬧了。”張沖博士后即將出站，除了腫瘤基因組和微環境，她對于胚胎發育、大腦和神經等也很感興趣，“我未來會繼續做科研，也非常感謝國家現在有許多鼓勵女性科研的政策，包括一些基金的項目申請的年齡限制有所放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