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歲諾獎得主：年輕科學家正被高強度競爭所束縛

　　他被譽為在追光游戲中，捉住那只“薛定諤的貓”的科學家；他和合作者因“發現測量和操控單個量子系統的突破性實驗方法”，在2012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3月27日，81歲的塞爾日·阿羅什（Serge Haroche）緩步走進2025中關村論壇年會的采訪間。在接受《中國科學報》專訪時，他笑著說：“我太老了，趕不上人工智能的潮流。”

　　講話時，阿羅什微微抿嘴，略帶法語口音。在當天舉行的2025中關村論壇年會的開幕式演講中，他呼吁：“在基礎科學方面，我們不應該建立高墻，妨礙知識傳遞和分享。各類研究都必須開展國際合作，科學家應能夠自由地交流和分享。”

　　阿羅什的學術生涯已經走過半個多世紀，他親歷了科學黃金時代的自由探索，也見證著當下學術競爭的異化。他發現，如今的年輕科學家正被高強度競爭、短期績效考核和“影響因子”所束縛，難以投入長期主義的基礎研究。

　　以下是《中國科學報》對塞爾日·阿羅什的專訪。

塞爾日·阿羅什

　　年輕的科研人員更像是“企業家”

　　《中國科學報》：在2012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后，你曾撰文為年輕人發聲：“我曾受益的科研環境，如今的年輕科學家難以再得。”10多年過去了，你覺得科研環境是否發生變化？

　　塞爾日·阿羅什：

　　我年輕時，從所在研究機構獲得資金支持相對容易，而這些年來，獲取資金變得越來越困難。如今，年輕的科研人員更像是“企業家”，他們必須花費大量時間撰寫提案、爭取資金，而且競爭極為激烈。在職業生涯初期，這些工作可能不利于基礎科學的良性發展。我希望這種狀況能夠改變，但是非常困難。

　　事實上，大家把年輕科學家推向了高度競爭的工作環境，并要求他們早期就能夠迅速取得成果。這意味著，科研工作會更多聚焦于短期課題，而非有“野心”的長期項目。這樣的競爭讓年輕的科研人員急切地追求論文發表，結果反而適得其反，因為他們可能會夸大取得的研究成果。

　　《中國科學報》：如何改變“不發表，就出局”的困境？

　　塞爾日·阿羅什：

　　我年輕時，電腦數據分析還不如今天那么發達，我們不需要回答量化的數據問題，只需要發布一份關于我們研究工作的定性報告，提供給相關領域的同行。現在的狀況是，根據定量數據、數字和排名來評判某一科研成果。我認為，與其依賴量化的指標，更應該由同行進行深入評估。

　　當前的科研界過度依賴論文數量和高影響力期刊的發表記錄，這迫使年輕人選擇短期、低風險的課題。而現在定量指標也取代了定性判斷。要改變現狀，必須建立一個更加注重研究質量的評估機制，并給予長期項目更多包容。

　　《中國科學報》：除了科研環境，你在早期的科研工作中若遇到失敗或意外結果，你會如何應對？

　　塞爾日·阿羅什：

　　面對失敗，你必須堅持不懈，要有耐心，并試著思考問題出在哪里。

　　團隊合作對此會很有幫助。我總是與同事、學生一起工作。他們會幫助我分析失敗的原因并找出解決方案，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經歷。現在，我盡量與學生們合作。合作，更好地理解失敗，并從中汲取教訓，這對科研來說至關重要。

　　科學探索應該自下而上

　　《中國科學報》：近年來，你多次訪問中國，對當下中國的科研環境有何印象？你認為中國在基礎研究方面有哪些優勢和提升空間？

　　塞爾日·阿羅什：

　　每次來到中國，參觀大學或研究機構時，我都對這里的資金支持和設備投入印象深刻。中國在過去十年取得的科研進步同樣令人矚目，這是一個積極的現象。

　　如果要提出一點改進建議，我認為年輕的科研人員在獨立發展項目方面的自由度仍顯不足。真正的重大科學突破通常來源于科學家自下而上的探索，他們能夠自由選擇未曾涉足的研究領域，并進行開放式研究。

　　《中國科學報》：這可能與尊重長者的文化有關。

　　塞爾日·阿羅什：

　　在一個講究資歷的社會，年輕人會尊重前輩、服從前輩。但在科學研究中，真正具有創造性和突破性的工作往往由年輕人完成。因此，他們應當擁有更多的自由來選擇研究課題，也應當享有更大的思考空間。我相信，如果能朝這個方向發展，中國的科研水平一定會比今天更加出色。

　　《中國科學報》：你在不同國家都有豐富的學術經歷，能否分享一下其他國家的情況？

　　塞爾日·阿羅什：

　　在美國、以色列、部分歐洲國家等地，年輕科學家會擁有更大的學術自主權。如果一位年輕的科研人員展現出卓越的潛力，他們往往能夠獲得充分的信任，被允許自由選擇研究方向。通常，會給予五到六年的時間，再評估他們是否有所成就，以及是否授予他們終身職位。法國的情況介于兩者之間，我們的科研體系不會給予這樣的自由，我們可能更尊重資歷。

　　圖片

　　2012年諾獎得主合照，塞爾日·阿羅什（后排左一）與莫言（前排右一）同框。圖源諾貝爾獎官網

　　謹慎對待人工智能的應用

　　《中國科學報》：近年來，人工智能發展迅猛，你是否嘗試過使用人工智能工具進行研究？

　　塞爾日·阿羅什：

　　事實上，我不使用人工智能進行研究，我想我已經太老了（笑）。

　　我知道人工智能作為翻譯是非常有用的。當我閱讀一篇伊朗的論文時，我會用人工智能來翻譯；當我參加會議講話時，人工智能可以立即進行翻譯。這太棒了。

　　在需要處理海量數據的研究領域，人工智能無疑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在加速器物理研究方面，科研人員需要分析龐大的數據集；在制藥行業，人工智能能夠幫助解析復雜的分子或蛋白質結構，從而加速新藥的研發。

　　另外，在我的研究方向中，人工智能對高精度控制實驗也極具價值。我了解到，我的一些學生們已經在使用人工智能輔助研究，但就我個人而言，我已經太老了，趕不上這一潮流。（笑）

　　《中國科學報》：你是否與年輕學者交流過他們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如今，一些學生甚至用人工智能工具撰寫論文。

　　塞爾日·阿羅什：

　　我們必須確保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在教育領域，有人用人工智能寫論文，有人試圖用人工智能在考試中作弊，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此，我們需要相應的工具來檢測論文是由人類撰寫的，還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由于人工智能已被廣泛應用于教育領域，教師與學生之間必須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和信任，否則可能會引發一系列問題。這不僅適用于大學，現在高中的年輕學生也在使用人工智能。我們必須謹慎對待。

　　我認為人工智能是一個極好的工具，前提是使用者具備扎實的學科背景，并能夠帶著批判性思維去使用。但如果只是機械地復制文本，或者生成自己并不了解的內容，最終只會浪費時間，無法真正學到東西。

　　《中國科學報》：你強調在使用人工智能時，需要批判性思維，你認為應該如何更好地培養年輕研究者的批判精神？

　　塞爾日·阿羅什：

　　批判性思維至關重要，必須從小學和中學階段開始培養。這不僅適用于科學研究，更關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批判精神可追溯至17、18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當時的哲學家、科學家等一致認為，一個 民主制度要成功運行，公民必須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批判精神不僅關乎科學研究，還關乎一個人是否能夠成為負責任的公民。

　　《中國科學報》：對于剛開啟學術生涯的研究者，你有哪些具體建議？

　　塞爾日·阿羅什：

　　我對年輕研究者的建議是，認清什么是自身的激情所在，并思考希望在其中作出怎樣的貢獻。一旦發現某個領域正在經歷變革，并且有可能產生重大突破，就應毫不猶豫地投身其中。

　　就我而言，當我開啟科研生涯時，激光技術正處于起步階段。我立刻意識到，激光技術將為原子物理研究提供全新的可能。當時，我完全無法預見之后60年里的技術變革及其影響。或許，人工智能正是當下的變革性技術之一，生命科學領域也存在類似的突破點。

　　（本報記者沈春蕾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