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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美國羅切斯特大學朗加·迪亞斯（Ranga Dias）團隊一篇前沿性的論文——室溫超導研究，前腳在《自然》雜志發表，后腳就引起一片質疑聲。
這與迪亞斯團隊的“黑歷史”不無關系。該團隊2020年10月發表于《自然》的一項研究聲稱創造出15℃的室溫超導材料，隨后該文在2022年被撤稿。《自然》編輯認為其數據處理中存在違規行為。
作為一家擁有150多年歷史的學術出版“老店”，《自然》為何會選擇繼續發表存在爭議的作者的論文？對于存在撤稿論文的作者，《自然》及子刊在繼續發表其論文時有何原則？近日，《中國科學報》專訪了《自然》雜志出版方——施普林格·自然集團的科研誠信總監Chris Graf。
Chris Graf 受訪者供圖
“我們評估的不是作者，而是其研究本身”
《中國科學報》：對于迪亞斯這樣存在數據違規曾被撤稿的爭議性作者，《自然》為何會選擇繼續發表其論文？
Graf：
施普林格·自然的一個最重要原則是，我們僅憑每篇研究本身的價值來對它進行評判，作者之前的歷史不應該影響對一項新研究的評估。簡言之，我們評估的不是作者，而是其研究工作。這意味著我們不會真正關注作者是誰或者在哪里工作，這有助于盡可能的包容。
《中國科學報》：對于撤稿作者，《自然》及子刊是否會有“黑名單”呢？
Graf：
在某些情況下，我們不會再出版與一些身份相關的研究，比如論文工廠的情形。當我們發現一個身份與試圖系統性地操縱出版流程的論文工廠有關，我們絕對會將其放到一個列表中，并確保它不會成為作者、同行評審人或與出版相關的任何角色。
《中國科學報》：今年3月，《中國科學報》曾做過一次統計，《自然》雜志150年間撤稿86篇。你如何看待這個數字？
Graf：
拋開86這個數字，從整個學術出版業來看，隨著科學活動的增多，撤稿也會增多。我個人的觀點是，撤稿是一件好事，因為期刊或個人意識到已發表的結果不可靠。
首先，科學研究總有一些風險，實驗結果往往存在不確定性。因此，即使科學是完美的，也存在不確定性。但科學往往并不完美，而是一場混亂的游戲（a messy game）。在極端的情況下，通過撤稿來解決其中混亂的部分，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
其次，前沿研究通常處于我們所理解的最邊界，也許一個結果在今天看來是正確的，但明天人們就會意識到它不太正確。我們必須接受這種不確定性，接著進行科學對話，在此基礎上繼續推動（科學）發展，這是一個工作過程。對前沿研究要更加謹慎，我相信高影響力期刊的編輯們都會持類似看法。
《中國科學報》：你如何理解期刊或出版機構在科研誠信中的角色？
Graf：
期刊或出版機構沒有調查不當行為的責任。我們的主要責任是發表科學記錄，我們希望確保這些內容盡可能地可靠。盡管我們有時會發表涉及不當行為的撤稿聲明，但這不是懲罰，不是制裁，而是對已出版科學記錄的修正。
高校和其他機構則應該對其雇傭的人的行為負責，調查不當行為發生的原因。當然，期刊始終會與作者及其所在機構合作，比如調查數據是否可以被糾正，并盡可能對記錄進行最好的修正。如果問題數據完全無法糾正，則會被撤稿。
期刊是科研誠信的“守門員”或“監護者”，我們盡最大努力確保出版的內容是可靠的，我們通過專業的編輯和同行評審人以及嚴謹的流程、對技術的投入來實現這個目標。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流程，盡管它并不完美，就像科學不完美或現實生活不完美一樣。我們對質量的把關不會在出版完成后而終止，如果讀者或作者發現問題，我們會以最好的方式加以更正。
“我們沒有綠色通道”
《中國科學報》：面對一些熱門論文時，《自然》是否會為了快速發出而開辟綠色通道，加快甚至簡化流程？
Graf：
不，我們沒有綠色通道。
《中國科學報》：那么，為什么審稿時間會有很大不同呢？
Graf：
這屬于人類行為范疇吧。如果接收到的是一篇真正重要和有趣的論文，那么同行評審者就會優先考慮快速評審。就像新冠大流行開始時那樣迫切需要關注的研究。當然，期刊編輯總會要求同行評審專家加快評審，但他們是否有動力這么去做是另一個問題，而我們只能在同行評審后才會發表。
同行評審的一個好處是讓科學界參與進來，出版同行的研究工作，這是一個自我管理和調節的系統，它很好，但并不完美。我們的確需要找到一些方法來加速同行評審過程，或許技術能協助同行評審人或者編輯，但總歸是要由人來做決定。
《中國科學報》：關于同行評審，有一個案例是2020年3月登上《自然》封面的一篇關于最小恐龍化石的研究。有觀點認為，同行評議對這項研究最初即存在爭議，但《自然》仍發表了這項研究，但該研究隨后因結果不成立被撤稿。一篇論文通常會有三名同行審稿人，如果其中一名審稿人拒絕了一篇論文，這并不會影響《自然》及子刊接收該研究嗎？
Graf：
這不簡單是兩個好的加一個壞的（同行評審意見）就等于接收。同行評審人的工作是對論文、科研思維及所用方法，以及該方法如何產生數據、得出結論等進行評論。編輯所做的是查看評論，并根據評論或建議做出自己的決定。同行評審意見是重要參考，它們有助于改進論文，影響編輯決策，但并非最終的決定。我們的編輯具有所在領域的專業知識，對是否接收會做出決定。
《中國科學報》：以上述小恐龍研究和室溫超導研究為例，有讀者質疑《自然》發表這些爭議性論文或是為了“吸引科學界注意力”，你如何看待這些評論？
Graf：
這種陰謀論是荒謬的。正如我前面所說，科學是混亂的，前沿科學是具有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有時通過撤稿來糾正科學恰恰是正確的做法，這是正常的工作過程。沒有人會想撤回一篇論文，但如果這樣做是正確的，就必須去做。我們所有的期刊都會非常認真地對待這個問題。
“撤稿并不總是一件壞事”
《中國科學報》：請介紹下你的科研背景？什么時候開始聚焦科研誠信管理？
Graf：
我的背景是生物化學，曾在大學實驗室工作過。20年前，我負責出版一份臨床研究期刊，其中有些研究受制藥公司資助。那時，我開始意識到應該有一些更普遍的規范來指導出版倫理。2004年我們出版了當時最全面的出版倫理指南，同時我也開始在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做志愿服務，后來當選為該委員會聯席主席。
所以，我的興趣始于我所出版的內容，然后我發現可以為學術界做些有益貢獻，這就變成了工作中的一種愛好，并最終成了我的日常工作。
《中國科學報》：可否舉一個你印象中比較深刻的科研誠信案例？
Graf：
這個故事是關于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植物病理學家佩梅拉·羅內爾（Pamela Ronald）。羅內爾曾在高水平的期刊（編者注：《科學》）發表（有關水稻中XA21蛋白的受體的）研究，后來卻發現研究無法重復，于是主動撤稿。不止如此，她還召開會議向全世界農業科學家指出這項研究結果不可使用。她勇敢地撤稿，又勇敢采取措施去解決由此帶來的問題。所以，撤稿并不總是一件壞事。
人們對撤稿會存在一些重要誤解。其中之一就是以為只有出現了不端行為才去撤稿。事實上，有時撤稿是作者或所在機構的無心之失，對于這類撤稿如果傳播得越多一些，科學就越有可能自我糾正。如果過多考慮學術不端，可能導致科研人員不敢去糾正科研記錄，這對好的科學也是一種阻礙。
《中國科學報》：根據《撤稿觀察》，2002年科學期刊共撤稿119篇，到2022年則陡增至4600多篇，增長了近40倍，有記錄的撤稿總數達到3.7萬篇。你如何看待這一增長趨勢？
Graf：
當我們在談論撤稿時，只看撤稿數據總是不完整和不可靠的。另一個趨勢是我們有更多的研究正在發表，如果把撤稿與研究產出的基線增長進行比較，并沒必要擔心這個數字。另外，撤回其中少量存在問題的研究也是正確的做法。
《中國科學報》：你認為學術不端能夠被消滅嗎？學界應如何預防學術不端？
Graf：
我們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現實世界中的一切都是不完善和復雜的，各行各業總是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絕大多數的研究人員都是真正誠實的，不當行為在整體中所占的比例很小。
科學界應該持有比其他行業更高的標準。確保這一點，環境非常重要。如果你背后有一個健康的團隊、有良好的文化，那么不當行為就很難發生。當然，科研環境很大一部分是由資助機構和雇主機構等建立的激勵機制創造的。有時激勵機制錯位，會造成意料之外的后果。世界各地的當局都在審慎地思考，如何設置最合適的科研激勵和獎勵機制，從而創建良好的環境。
《中國科學報》：施普林格·自然如何實現這個目標？
Graf：
出版機構也是學術體系的一部分，我們也可以幫助研究人員創造一個良好的研究環境。例如，我們會提供免費的在線培訓，向研究人員介紹良好的研究實踐，從一開始就防止撤稿。
（本文根據采訪內容整理，有刪節）
Chris Graf：施普林格·自然科研誠信總監，歷任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聯席主席、世界科研誠信大會委員會委員、英國科研誠信委員會成員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