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是材料的桌子上,擺著一架C919飛機模型,旁邊散落著幾板膠囊藥。為了節省通勤時間,81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盧秉恒住到了辦公室隔壁。每天一早,妻子都會準時叮囑他吃藥,他的心臟里已經安裝了5個支架。
盧秉恒是我國增材制造技術的奠基人與開拓者。多年來,為了加速將3D打印用于制造大飛機的機頭、機尾、機身、機翼等大部段,開辟飛機制造的中國新賽道,他的工作強度一直沒變,每年有100多天都在出差調研和走訪。
就在受訪前一天凌晨,盧秉恒剛從四川落地西安。他告訴《中國科學報》,“3D打印大飛機”是自己目前最大的目標。在盧秉恒看來,“3D打印大飛機”的技術路線,不僅服務國家重大需求,“還有望帶動每年數千億元產值的市場”。
作為第一個提出“3D打印大飛機”技術路線的人,盧秉恒透露,目前已經完成前期技術論證,并啟動了大型增材制造裝備的研發設計。他希望用4到5年時間,完成專用裝備設計、工藝研發和適航認證,最終實現工業化量產。
多次輾轉,不忘航天夢
盧秉恒的航天夢,始于少年時代。
1945年,盧秉恒出生于安徽亳州的一座小縣城。中學時期,他從報紙上看到錢學森歸國研制火箭的報道,心潮澎湃,立志投身航天事業。由于特殊原因,他無法報考涉及保密的航天專業,最終進入合肥工業大學機械制造專業。
學非所愿,盧秉恒有些失意。好在他對數學很有熱情,成績也名列前茅。直到一次實習,他親手開車床,看著刀具“削鐵如泥”,才覺得“學機械,也還不錯”。
大學畢業后,盧秉恒被分配到三門峽中原量儀廠做車床工人,每天8小時,一干就是5年多。后來他又擔任分廠廠長,正式接觸工程實際問題。雖然沒能實現理想,但想到可以解決100多個工人的吃飯問題,他覺得也還算欣慰。
1979年,我國正式恢復研究生招生。那年盧秉恒34歲,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他決定放棄安穩的工作,報考西安交通大學(以下簡稱西安交大)研究生。很多人勸他:“何必走這條路?”讀研期間,廠領導前來探望,希望他畢業后回去接班。盧秉恒婉言謝絕了,因為他始終記得中學時那個夢想。
這一次,盧秉恒沒有直接選擇航天專業。離開校園十幾年,他深知基礎薄弱,決定先從機械制造工藝學起。他也感受到,重新拿起課本并不容易,前一刻還在與人交談甚歡,翻開書十幾分鐘就睡著了。光是做到看書不犯困,他就用了半個多月。
導師顧崇銜教授的西遷精神和對工程實踐的重視,影響了盧秉恒的一生。顧崇銜畢業于重慶中央大學機械工程系,后進入中央機械廠、中國興業公司做工程實踐。1945年赴美留學的顧崇銜沒有選擇去大學拿學位,而是到企業當見習工程師,回國后又扎根工廠。60多歲時,顧崇銜帶領青年教師跑遍了20多個地市、幾十家企業,從生產實例中選編了影響全國的教科書《機械制造工藝學》。
“我十分佩服他。”盧秉恒說。
碩士畢業后,盧秉恒留校任教,同時攻讀博士學位。他在讀博期間解決了含黏性阻尼、黏彈阻尼的復雜結構的隔振設計問題,開發的程序被航天單位買走,用于保護發射儀器,后來還應用于航天醫院。
取得博士學位時,盧秉恒已經41歲,他也成功與航天接軌。對于那段偏離夢想的人生歲月,他說:“歷史的發展是曲折的,只能順應社會的發展。但不能放棄,要不斷積累本領。機會來了,就去爭取。”
把國外設備“頂”下去
1992年,盧秉恒前往美國密歇根大學做訪問學者。在一家汽車公司參觀時,他第一次看到3D打印設備,當時這項技術叫“快速成型”,能將三維數字模型直接轉化為實體物件。當時,進口一臺這樣的設備需要70多萬美元。
1993年回國后,盧秉恒立刻轉換研究方向,帶著4名博士生一頭扎進實驗室。“只要努力,中國人也能做出來。”
起步十分艱難。進口一箱光敏樹脂要十幾萬美元,一套激光器也得十幾萬美元。開發一套設備至少需要100多萬元,而盧秉恒手頭只有其他項目剩下的幾萬塊錢。
買不起,就自己做。他們聯合兄弟院校花了3萬元做出一臺激光器;又與化工學院合作開發樹脂,把每公斤成本從進口的2000元降到100元。軟件開發、動態聚焦鏡、聚光鏡,都是他們親手完成的,開機床、做試件更是常事。曾有工人看到盧秉恒加工的試件,驚嘆“這水平絕對達到了五級工”。
那段時間,學生們也會私下嘀咕:“盧老師做的這個方向國內沒人做,我們畢業了能找到工作嗎?”
轉機出現在1995年。一次先進制造技術大會上,專家報告結束后進入自由發言環節,盧秉恒“跳”了上去。介紹完技術,他最后說了一句:“這個技術很重要,希望能得到國家的支持。”
半個月后傳來消息,考察組會盡快來校開展調研。盧秉恒興奮不已,連夜趕制模型。考察組到來的那天,他們造出的樣機已經具備掃描功能,還能打印出小方塊。
250萬元的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資助,就這樣落地了。“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的。”盧秉恒常說,“有多大條件就做多大事,然后找機會爭取支持,把事做成。”
有了經費支持,他們當年就研制出我國第一臺光固化樹脂激光快速成型機原型機。1997年,他們開發出我國第一臺商品化光固化快速成型機,同年還創辦了陜西恒通智能機器有限公司。
為了進一步降低成本,盧秉恒提出用紫外燈代替激光器,并研制出國際首創的紫外光快速成型機。該產品隨后被認定為國家重點新產品,迅速在市場鋪開,第一批客戶就包括長安汽車和比亞迪。
當時,進口相關設備報價很高,日本報48萬美元,美國報72萬美元。盧秉恒的設備只要150萬元人民幣,不少國外企業前來談合作。有家日本企業曾找上門,盧秉恒說合作可以,必須平等,“你在日本代理我的設備,我在中國代理你的”。對方悻悻而去。
之后,盧秉恒帶領團隊進一步實現了設備的全部國產化,并將價格一路降至三四十萬元,把美國、日本的設備全部“頂”了下去。
2000年,盧秉恒主持的“快速成型制造的若干關鍵技術及其設備”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此后,他們又推出了紫外光快速成型機、真空注型機等7種型號10余個規格的設備,9種型號的配套光敏樹脂,形成了完整的快速成型裝備體系。
2005年,快速制造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獲批組建,盧秉恒擔任主任。他們又研制出激光快速成型機、金屬噴涂快速模具制造設備等裝備,廣泛應用于汽車制造、航空航天和生物醫療領域。
2019年,國家增材制造創新中心(以下簡稱國家增材中心)在西安揭牌。這是3D打印領域唯一的國家級創新平臺,由西安交大、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西北工業大學、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和13家企業共同組建,盧秉恒任國家增材中心主任。在他的帶領下,國家增材中心相繼研發出激光、電子束、離子束、電弧等驅動的10余項重大增材制造裝備,申請國家專利387件,主持或參與制定行業標準40余項。
2020年5月,長征五號B運載火箭搭載了盧秉恒團隊與合作者研制的太空3D打印裝備,實現了我國首次太空3D打印。這也是國際上第一次在太空中開展連續纖維復合材料3D打印實驗。
向“3D打印大飛機”挺進
盧秉恒的航天夢,仍在延續。
2022年9月29日,C919大型客機取得型號合格證,中國擁有了第一款可以投入航線運營的單通道干線客機。與此同時,盧秉恒也啟動了“3D打印大飛機”的研發計劃。
“C919雖然已經投入生產,但生產能力仍然嚴重不足,市場需求和制造能力之間還有很大差距,開辟基于3D打印的大飛機制造新路徑具有重要意義。”盧秉恒告訴《中國科學報》。
雖然C919訂單已超千架,但實際交付能力亟待提升。用增材制造打印大飛機,是盧秉恒給出的新技術路線,也是國際首創。他解釋,這樣做,一方面可以顯著節約原材料成本,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增材制造具備優異的柔性化能力,能夠快速適配不同機型的生產需求,在型號轉換過程中無需大規模重構生產線,實現制造能力在不同平臺間的無縫切換與高效復用。
此外,增材制造還能實現大型構件的一體化成型,大幅簡化供應鏈體系。“目前,國際上制造一架大型客機通常需要整合1000多家供應商和上百個國家的配套資源。”在盧秉恒看來,提升大飛機關鍵部件的自主可控能力,對我國航空工業的戰略安全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盧秉恒透露了具體路徑:首先要融合多種工藝優勢尋求最優方案;其次是系統研發匹配的成型工藝,保障構件制造質量與一致性;最后一環也是最關鍵的一環——推動整套技術體系通過適航認證。
對于這一新賽道,盧秉恒也聽到過質疑,但他堅信:“新生事物應該允許不同意見,質疑會幫助我們把工作做得更完善。”
國家增材中心科研部部長王磊自2009年讀博士時就跟隨盧秉恒。提及對導師的印象,他脫口而出:“他是非常正直的人。”雖然還有企業家的身份,但盧秉恒開展技術攻關和產品研發,始終瞄準行業發展和國家重大需求,從不為短期利益所動。
把國家增材中心打造成增材制造領域的“黃埔軍校”,是盧秉恒一直堅持的事。無論是誰來參觀,還是外出分享在研的新技術、新產品,他都毫無保留。
如今,從盧秉恒團隊走出的人才已遍布航空航天、裝備制造、醫療等領域,不少人已成為教育界、科研院所、企業界的中堅力量。
為了加快推動“3D打印大飛機”走進現實,盧秉恒比以往更拼了。整日奔波,搞宣傳、談合作、盯技術,本可以分擔的事,他也是親力親為。“這是一個新興事物,我得站在第一線。”盧秉恒說。
盧秉恒的心臟植入支架已有20年,2021年植入第5個。妻子放心不下他的身體,每次出差都陪在身邊,看著他按時吃藥。“他希望能為國家做成這件事。”妻子說。
“累嗎?”很多人都問過他同樣的問題。
“累。”盧秉恒坦言。但他心中始終有一個信條,那是讀初中時,他在馬克思所著《資本論》中看到的一句話:“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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