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學術報告，成了他權威人設崩塌的開局

如果世上有后悔藥，Domenico Praticò一定不會去作4年前的那場學術報告。如今他學術權威人設的崩塌，正是發端于那場報告的提問環節。

時鐘撥回到2020年2月5日，美國天普大學阿爾茨海默病中心主任Domenico Praticò教授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作一場關于阿爾茨海默病的研究報告。

作為聽眾，看到報告中小鼠的實驗數據，對小鼠行為實驗不能再熟悉的楊沐按捺不住心底的疑問：“對照組小鼠的測試得分從30%到70%，轉基因小鼠的測試得分從10%到55%，但對照組總是比轉基因組優秀。數據穩定性好像有問題，請您解釋一下。”

楊沐的提問已經盡力表現得客氣，但質疑的意味還是讓Praticò拉下了臉。他回答：“那是因為都是不同的小鼠。”楊沐追問：“不同的小鼠？好像都是年齡一樣的轉基因小鼠啊？”這時，邀請Praticò前來報告的哥大領導Scott Small趕快打圓場，讓楊沐回頭再問。

既然領導要求給報告嘉賓臺階下，楊沐也就沒有繼續發難。她以為這件事就過去了，不成想回過頭領導就把她叫到辦公室訓了一頓。業內大牛對數據真實性輕忽至此的態度震驚到了楊沐，她決定把這件事弄明白。

圖左為楊沐（圖源：哥倫比亞大學），圖右為Domenico Praticò（圖源：天普大學）

這也是楊沐和Praticò唯一一次的當面交鋒。4年過去了，楊沐在學術打假之路上走得越來越遠，斗志愈加昂揚；而Praticò教授則正在焦頭爛額地應對30多篇論文被舉報的窘境。迄今他已經有4篇論文撤稿，還因此把自己的學生告 上了法庭。

就這樣，一場報告改變了他們各自的人生。

有請“祖師爺”

楊沐目前擔任哥大醫學中心（CUMC）神經生物學助理教授，以及小鼠神經行為中心主任。她199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心理學專業，隨后獲得了美國夏威夷大學行為神經科學方向的心理學博士。她自2017年起在哥大運維著一個測試小鼠行為的共享實驗室。

巧合的是，在Praticò到哥大作報告的前一周，也就是2020年1月下旬，楊沐剛剛注意到他數據涉嫌造假的端倪。

因為是開放實驗室，楊沐常常要指導前來做實驗的其他課題組學生。有個研究生告訴楊沐，他們想重復Praticò的一項研究，希望小鼠能夠有其論文中的阿爾茨海默病表現。楊沐掃了一眼這篇論文，立即給出判斷：這是假數據，不可能重復出來的。

因為那些數據太完美了。在Praticò的水迷宮實驗中，各個組內甚至組間實驗鼠的表現差異極小，而實驗對象都是大于10個月的老齡鼠，且具有容易出現視力障礙的遺傳背景。

做動物實驗的人都知道，誤差本身就是實驗數據的一部分，如果數據過于完美，就會讓業內人士生疑。

帶著這個疑慮，楊沐回頭又查看了Praticò另外幾篇文章，她更加疑惑了：這幾篇文章的數據同樣是無比完美。于是她忍不住提醒身邊的學生：要小心這個人的論文。

不料想，Praticò這么快就來哥大了。

兩個人的學術地位是不對等的。Domenico Praticò有著眾多頭銜。這位意大利裔學者不僅是天普大學劉易斯·卡茨醫學院（LKSOM）教授，還是阿爾茨海默病中心主任、Scott Richards阿爾茨海默病研究北極星基金會主席。

一個簡單的對比：Praticò僅論文引用次數就超過4.8萬次，而楊沐還不到8000次。既然哥大邀請Praticò來作報告，也足以說明其在阿爾茨海默病研究領域的影響力。

無端受了氣，楊沐不愿忍氣吞聲，她首先想到的是找人聲援。

找誰呢？楊沐想到了研究小鼠空間記憶的“祖師爺”、水迷宮的發明人Richard Morris。

彼時的Morris已經72歲，他自1974年起擔任英國愛丁堡大學神經科學教授。水迷宮任務也是楊沐多年的工作領域，找“祖師爺”尋求支援是理所應當。

2020年2月10日，楊沐給Morris發送了一封附有4篇Praticò問題論文的電子郵件。僅半小時后，Morris就回復了：“你可以繼續向各種期刊的編輯詢問，我會給出關于數據可信度的‘獨立’聲明作為支持。”

圖：Richard Morris給楊沐的第一封回信。

在楊沐本來的預期中，Morris最多給她打打氣鼓勵幾句，不想老人家過于認真了。第二天，Morris又發來一份長達4頁的詳細分析文件，幾個關鍵的結論與楊沐的分析一致。

讀罷這封郵件，楊沐有些箭在弦上的感覺：“老人家洋洋灑灑寫了4頁，我這份舉報信不寫就說不過去了。”

楊沐還有其他兩個不愿公開姓名的同行“盟友”。大約在同一時間，她的“盟友”聯系了美國國家老齡化研究所（NIA）的項目官員。此人也是資助Praticò項目的官員。2020年2月14日，該官員回復說：“感謝您提醒我注意這一令人不安的事件……我建議您和您的同事考慮聯系美國科研誠信辦公室（ORI），看看那邊的反饋。”

楊沐準備寫一份嚴肅的舉報信，加上Morris的支持信，然后提交給ORI。

“踢皮球”

楊沐高估了美國上下對誠信的認真程度。

舉報信由楊沐撰寫，另外兩位同行聯署。在信中，楊沐解釋了為什么數據要么是欺詐的，要么是被大幅篡改的。當年2月18日，她將聯名舉報信連同Morris的支持信一起發送給了ORI。

等了一周沒有回音，楊沐就在2月下旬把相同的文件發送給了涉及問題論文的4家期刊：《衰老細胞》（Aging Cell）、《分子神經生物學》（Molecular Neurobiology）、《分子精神病學》（Molecular Psychiatry）和《生物精神病學》（Biological Psychiatry）。

然后，“踢皮球”表演賽開始了。

在收到舉報信2個月后，2020年4月17日，ORI將案件派給了一名辦事員。當楊沐在當年6月上旬追問進展時，一名官員回復說：“調查監督部審查了有關您所關注的4篇論文，認為這些論文不屬于ORI的管轄范圍……建議聯系期刊、作者甚至機構來探討您的擔憂。”

NIA的回應是：“我建議您直接聯系PI，以便他可以解決您的疑慮。這樣，我們就可以進行更加透明和開放的科學討論。”

4家期刊的行動更是遲緩。

在楊沐數個月后再次寫信追問進展時，時任《衰老細胞》聯席主編、美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衰老研究所聯合主任Ana Maria Cuervo回了郵件：

“只有在評估（舉報者）主張、作者的回應和數據后，編輯團隊認為有明顯的欺詐或不道德行為證據的情況下，才會去聯系誠信辦公室和研究機構的領導層。

“采取這些步驟是為了確保每一項主張都得到充分考慮，并保護作者免受基于純科學證據之外的原因的主張，并確保他們有機會澄清，并在必要時糾正任何差異。

“如果希望我們繼續該過程的下一步，即與Praticò博士分享你們提供的信息，并讓他解決您的疑慮，請告訴我。”

看到這個回應，楊沐心底只有失望，這種回應無疑是在阻止匿名舉報。

《生物精神病學》反應算快的。該刊于2020年3月初聯系了LKSOM的臨時院長。當楊沐在當年6月追問進展時，期刊主編之一、神經科學家Eric Nestler在電子郵件中回復道：“出于必要性，并符合慣例，這現在取決于天普大學了。您可以隨時直接與天普大學聯系。”

《分子神經生物學》和《分子精神病學》的回復是，他們正在進行自己的調查，但沒有任何結果。

接連受挫的楊沐不肯罷休，她在當年6月份給ORI發出了第二封信，列出了Praticò論文中有操縱嫌疑的更多證據。6月下旬，ORI向天普大學發出了“評估函請求”。

球終于到了天普大學這里。

然而，3個月后的一則新聞讓楊沐“破防”了：由Praticò領導的阿爾茨海默病中心獲得了380萬美元的資助。天普大學在新聞稿中稱，“這項撥款是天普大學阿爾茨海默病中心獲得的首個重大合作獎項，該中心有望成為全國癡呆研究的領軍者。”

一個正身陷造假質疑的教授獲得巨額資助，這無疑是火辣辣的諷刺。既然通過官方途徑的舉報未能奏效，楊沐決定，要找到其他更有力的途徑。

眾人推

楊沐想到了大名鼎鼎的學術偵探Elisabeth Bik博士。

她寫信給Bik，希望她能幫助審查Praticò論文中的蛋白質印跡和組織學圖像，畢竟自己主要擅長水迷宮任務的數據分析。

Bik迅即出手。她發現，在數十項研究中，Praticò的論文似乎復制粘貼了他過去發表的不同實驗中的圖像和圖表，有的圖像只是反轉了一下，以求看起來像是新的實驗數據。

以Praticò實驗室一篇2013年發表在《衰老細胞》上的論文為例，有多個圖像數據與其它論文的數據完全一致，也就是說，其論文有多次數據重復使用嫌疑，這就讓人懷疑其研究數據的真實性和合理性。

Bik很快將她的發現發布在學術打假網站PubPeer上。迄今已有36篇來自Praticò實驗室的論文在PubPeer上被多個學術偵探標記。

圖：這是楊沐針對Praticò論文中Y迷宮中自發交替的測試數據提出的質疑，也正是她在后者報告會上提出的問題。這篇論文于2019年2月7日發表在《分子精神病學》，并于2022年10月18日撤稿。

德國獨立科學博主Leonid Schneider也加入了戰隊。他將楊沐四處舉報Praticò的故事發表在了其主持的獨立博客For Better Science上。

Schneider也聯系了上述期刊的編輯。Ana Maria Cuervo告訴他：“我們給予作者回應并提供額外材料的機會。主編小組對提供的材料和詳細回應進行了審查，最終得出結論，在所有受到質疑的《衰老細胞》出版物中均不存在故意不當行為。”

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也給Schneider發來一份聲明：“我們意識到了這些論文可能存在的問題，已經在仔細調查這些問題。我們的調查按照既定流程進行，并遵循出版道德委員會（COPE）最佳實踐準則。由于調查仍在進行中，我們目前無法提供更多細節。”

Schneider對這些回應很是不滿，在他看來，所涉論文的問題是一目了然的。他推測：如果Praticò不采取任何行動，也許出版商就不會采取任何行動；如果天普大學不采取行動，ORI也不會有所表示。

此時負責研究的天普大學副校長Michele Massuci正準備離開該校前往美國馬里蘭大學任職。此前，楊沐也聯系了Masucci，她注意到，后者確認收到了郵件，但無回應。

Schneider也是一個不達目標不罷休的人。他聯系了一些阿爾茨海默病研究學者，希望聽聽他們對Praticò研究的看法。

哥倫比亞大學神經病學教授Scott Small，也就是楊沐的那位領導，對Praticò一項爭議研究的回應是：“我覺得這項工作很有趣。我猜測你對其他事情更感興趣。但Practico博士不是我的同事，我也不是這些論文的審稿人。”

這讓Schneider驚訝不已：Small教授和Praticò都在研究一種名為Vps35的蛋白成分，前者還在一篇論文中引用了兩次后者的問題論文。Schneider不禁感慨：難道Small教授沒有閱讀這兩篇論文嗎？

除了楊沐、Bik和Schneider，天普大學內部也出現了Praticò的質疑者。就在2020年10月，Praticò的一群同事寫信給大學董事會，敦促學校對PubPeer網站上的指控進行調查。美國《詢問者報》（Inquirer.com）獲得了這封信的副本，其中寫道，Praticò研究包含“多起數據不一致的情況”。

這封信的其中一位聯署人是該校阿爾茨海默病中心副教授John W. Elrod，他與Praticò合作開展了兩項研究，但兩者均未在PubPeer上被標記。

墻在倒

2022年10月，這個扯皮無盡的局面終于有了突破。

《分子精神病學》分別于2022年10月5日、2022年10月18日和2023年1月25日撤稿3篇，《分子神經生物學》于2023年2月24日撤稿1篇。這兩種期刊都隸屬施普林格·自然旗下。

• 《分子精神病學》2022年10月5日的撤稿聲明指出，Praticò發表于2013年3月12日的論文有10處與另一篇文章有內容重復和圖像相似性，包括Praticò在內的部分作者同意撤稿。

• 《分子精神病學》2022年10月18日的撤稿聲明指出，Praticò發表于2019年2月7日的論文因為與作者之前發表的文章有相當多的內容重復，因此由主編撤稿。Praticò尚未明確表示是否同意這一撤回通知。這篇論文中的部分實驗正是楊沐在Praticò報告上指出問題的實驗。

• 《分子精神病學》2023年1月25日的撤稿聲明指出，Praticò發表于2019年7月9日的論文因為人們對其中的蛋白質印跡數據提出了擔憂，于是主編撤回了該文，而Praticò不同意這一撤回。

• 《分子神經生物學》于2023年2月24日的撤稿聲明指出，Praticò發表于2017年11月11日的論文與其他兩篇文章存在廣泛重復，并且人們對一些數據提出了擔憂，因此，責任編輯和出版商不再對本文中報告的數據有信心。Praticò不同意這一撤稿。

這4篇論文都在PubPeer網站上被指控有問題。

圖：《分子神經生物學》的撤稿聲明

球踢到了Praticò腳下，該他出招了。

Praticò打出了一記“奇招”。就在2024年1月9日，他提起了訴訟，只不過不是針對舉報者，而是針對自己的一個名為Phillip F. Giannopoulos的前學生。后者現在是一家醫療保健營銷機構的醫療總監助理，撤稿的期刊編輯沒有得到他的回應。

他指控該學生誹謗和欺詐。“這件事涉及被告對研究數據的偽造，并且被告有意使原告依賴這些數據，從而對原告造成損害。”

至于他本人，則斷然否認參與了科學不端行為。他在起訴書中稱，該學生“復制、更改和不當使用數據”，還復制了外部來源的圖像并將其作為自己的數據。

這份長達30頁的起訴書給出了不少信息：

• Giannopoulos于2015年在Praticò指導下獲得天普大學博士學位，在其獲得博士學位時，Praticò及其論文委員會的任何其他人員以及外部審稿人均不知道其數據存在問題。

• 2020年3月，在Pubpeer網站質疑后，Praticò就該數據向這位前學生發送了電子郵件。

• 2023年，Giannopoulos通過其律師向施普林格·自然的副主編和出版商陳述，他“對文章的提交和發表毫不知情”，并且他沒有同意其數據被發表。

• 2023年，經過學術界同行的反饋后，Praticò對這位前學生的原始數據及其論文進行了非常仔細的審查，現在對這位前學生數據的完整性極為擔憂。

• Praticò稱，直到2023年，這位前學生從未向任何人表達過對論文作者身份的任何擔憂。在2023年之前，這位前學生從未告知Praticò，他不同意使用該文章中的數據，或者對論文提交或發表不知情。

在這份起訴書中，Praticò稱自己因誹謗性言論而遭受了實際傷害，包括他在學術界的聲譽和地位受損、個人羞辱以及身心雙重痛苦。因此請求判決被告賠償5萬美元以上，并支付律師費、費用和利息。

劇情似乎偏了節奏，如今成了師生反目的戲份。

然而這個事件還有另一面：在PubPeer網站上被指控的36篇論文中，只有14篇屬于他和Giannopoulos都有署名，而4篇撤回的文章中只有兩篇是師生二人都有署名。

Schneider忍不住在博客中連續發問：其他21篇論文呢？另外2篇Giannopoulos沒有參與的撤稿論文呢？Praticò會起訴在他實驗室待過的所有成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