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愈發艱巨的POPs圍剿戰

　　每年的5月17日，都有一批環境科學工作者為了一個議題從國內外聚到一起。這一天對他們來說，意義非常；而對于發展中的中國來說，也具有特殊的意義。他們關注的焦點是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這是一類持久存在于環境中、能通過食物鏈累積，并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有害影響的化學物質。

　　今年大會的主題是“更新國家實施計劃，推動POPs國際履約進程”。去年3月底，《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修正案對我國生效。這意味著，我國將全面履行新增列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義務。

　　清華大學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研究中心主任余剛每年都會主持會議。今年，他覺得壓力更大了。“在該公約首批控制的12種POPs還沒有得到全面有效控制或消除的同時，新增列11種POPs的污染控制又成為我國環境保護迫切需要解決的新問題。”余剛說。關于POPs的圍剿戰變得愈發艱巨和重要。

　　母乳中二惡英濃度上升25%

　　眾所周知的二惡英是POPs中的一種，并于2001年被列入《斯德哥爾摩公約》首批受控清單。

　　從2004年后，我國開始加強對二惡英的管控。數據顯示，2004～2013年，我國二惡英的排放總量基本持平，鋼鐵及有色金屬、電力生產和供熱領域等重點行業基本遏制了二惡英增長趨勢。

　　不過，另外一組來自中國疾控中心的數據顯示，盡管二惡英的排放總量沒有增加，但環境和生物樣品中二惡英污染水平出現顯著上升。

　　對2007～2011年12個省、市、自治區的母乳監測數據進行比較發現，2011年母乳中二惡英平均濃度顯著高于2007年檢測結果，平均含量上升約25%。上述數據意味著，兒童尤其是母乳喂養的嬰兒面臨很大風險。

　　人類接觸二惡英，90%以上是通過食物，主要是肉類、乳制品、魚類和貝殼類食品。“這是需要我們警醒的一件事情。”余剛說，母乳中二惡英含量升高，說明污染源排放的二惡英在環境介質中不斷積累且濃度上升。

　　此外，根據研究，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硫丹等物質的環境濃度水平也有增加。

　　不過，關于POPs毒理學的研究，中國還存在明顯的差距。“國家履約的科學判斷，包括停止生產和使用某種POPs物質，大多來自國外發達國家研究數據的支持，而國內相關的研究還非常薄弱。”余剛說，國內大多是一些常規研究，比如數量、濃度等。

　　由于質量控制和評價指數不同，“既有的數據零散，很難結合起來描述POPs總體變化趨勢。”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環境化學與生態毒理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鄭明輝說。

　　履約新挑戰

　　關于POPs的治理，國內至今還未有工程性專項資金的支持。而業界為專項資金的設立已呼吁了近10年。

　　“目前國內環境保護的重點是常規污染控制，如消除霧霾、水體黑臭和富營養化、垃圾處理等。”余剛說，設立POPs履約專項資金，有利于進一步整合國內外資源，統一調配，集中力量辦大事。

　　早在1999年，日本就為了治理二惡英專門出臺《二惡英類對策特別措施法》，將減排任務落實到各地政府和企業，相應的資金也因此得到落實。

　　對于首批列入公約控制名錄的12種物質，我國已全面停止生產和使用。而新增列的11種物質中，國內大量使用和生產的就有4種，部分還是世界主要生產區。

　　2013年，六溴環十二烷被列入新增列POPs時，國內的生產和使用量已達到3萬噸；對于2011年新增列的硫丹，檢索中國農藥登記信息系統發現，獲得目前已經登記且仍在有效期內的硫丹生產企業仍有30個。

　　“對于新增列的13種POPs，我們掌握的環境安全數據不多，全面細致的生產和使用情況、污染排放和環境介質存在現狀還不清楚。”余剛說，新增列POPs的摸底調查以及建立全生命周期的風險評估體系等工作都是擺在面前的艱巨任務。

　　從被動到主動

　　2015年年初，又有3種物質被列入控制名錄。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黃啟飛頻頻感慨：“我們剛把前面12個的部分標準搞完，新增的POPs就出現了。”

　　另外一個事實則是，在中國5萬種化學品中，符合POPs特征的有上百種，而有多種極有可能被列入以后的履約對象。

　　在清華大學副教授黃俊看來，全氟辛酸銨PFOA就是其中一種。作為生產和使用大國，中國的PFOA污染已相當嚴重。

　　作為已知最難降解的有機污染物之一，PFOA具有很高的生物蓄積性和多種毒性，不僅會造成人體呼吸系統問題，還可能導致新生嬰兒死亡。目前市場上常見的PFOA替代品依然是多/全氟化合物。全氟醚烷基酸正是其中的一種，不過也被證明具有與PFOA相似的對肝臟的高毒性。

　　在替代品選擇上，黃啟飛說，國外在放棄一種POPs物質的同時，會放棄其很多用途，但國內的替代品往往仍選擇一種同樣具有毒性的化學品。“必須開展關于類POPs物質的前瞻性研究，否則增列一個，管控一個，履約始終處于被動挨打局面，必須從被動到主動。”黃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