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把“金鑰匙”，打開科技體制改革縱深之門

　　“變則通，通則久。”在我國科技發展的長河中，改革是永恒的活力之源。

　　回顧歷史，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大批科研工作者憑著“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決心，最終實現了獨立研制“兩彈一星”等壯舉，而這些輝煌成就與當時的體制密切相關。在那個年代，我國科技發展遵循統一指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原則。

　　然而，隨著時代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到來，這種高度集中的任務導向型制度開始顯現出明顯的局限性，不再完全適用于更加廣泛和多樣化的科學探索需求。20世紀80年代初，科技體制改革的大幕徐徐拉開。1985年3月，《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發布，提出了一系列核心改革措施，包括改革撥款制度、開拓技術市場、擴大科研機構自主權、促進科技人員流動等。

　　在這場改革浪潮中，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們充分展現了遠見卓識和自身影響力，提出大量重要的咨詢建議。其中，“倡建科學基金制度”“促成‘863計劃’”以及“建議成立中國工程院”的“三大建議”，如同三把“金鑰匙”，推進了我國科技體制建設，將改革引向縱深。

　　科學基金制：從“計劃分配”轉向“競爭擇優”

　　在廣大科研人員心中，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有著特殊的地位。作為國內申請最為集中、含金量極高的科研基金，它不僅提供了可觀的資金支持，還被視為一份認可和榮譽。其堅持“依靠專家、發揚民主、擇優資助、公正合理”的原則，深受信賴。但鮮有人知的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其實脫胎于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

　　1981年5月，中國科學院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在北京召開，眾多國家領導人出席開幕式，全體參會學部委員還受邀在中南海懷仁堂開展座談。

　　上世紀80年代以前，我國科技界主要以國家直接撥款的方式支持科學技術發展，事關國防、經濟發展的重大科技攻關是首要考慮對象。但是，這種模式對應用科學的側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基礎研究的發展。

　　經歷“十年動亂”后，科學研究尤其是基礎研究如何盡快恢復，儀器設備嚴重缺乏、經費短缺等問題如何解決，成為此次會議期間學部委員們最為關心的話題。

　　當時，實行科學基金制是國際上支持基礎研究的通行做法。因此，以“同行評議、競爭擇優”為核心的科學基金制改革方案成為各學部的重點建議之一。最終，由固體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成員謝希德，生物化學家、生物學部委員曹天欽等人牽頭，聯合89位學部委員向中央呈送了一封聯名信。

　　“我們的信心更足了，勁頭更大了，也感到肩負的擔子更重了。為了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使科學院學部發揮更大的作用……建議國家專門撥出一筆資金，設立中國科學院學部科學基金……”

　　在信中，他們言辭懇切，強調了推動基礎科學研究、培養科技人才的重要性，并指出實施科學基金制“不僅可以保證基礎科學研究的穩定經費支持、有效統籌科研經費使用，還能打破部門分割，調動起科學工作者的積極性”，是“科技體制改革中一項先行先試的重大舉措”。

　　這些內容十分符合當時國家籌備科技體制改革的思路，因此聯名信送達中央不足一周，國家領導人便批復“同意”。1982年1月1日，面向全國的自然科學基金——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正式設立。

　　第二天，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盧嘉錫向全國科技工作者宣布，“全國各部門、各單位的科學工作者均可按規定手續申請，不受部門、單位、地區的限制”，基金既可以使“科學發展需要的、經濟建設急需的、有重要科學意義的基礎性科研項目，在短期內得到預期的結果”，也可以讓“地處邊遠地區的科研單位，優秀的中青年科技人員所從事的有重要意義的研究課題，在經費方面得到支持”。

　　這一舉措如同一場“及時雨”，迅速激發了全國基礎研究人員的積極性。自1982年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設立至1985年底為止，批準資助項目達4426個，全國35個部門和27個省份的500多家單位的3萬多名科學工作者獲得資助。隨之而來的是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筍般冒頭，例如，發表在國內外有影響力的學術刊物和學術會議上的論文達2797篇，還有152項成果通過了專家評議和技術鑒定。

　　正是在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的基礎上，1986年2月，國務院正式批準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標志著中國基礎研究資助體系從“計劃分配”向“競爭擇優”的歷史性轉變。

　　30多年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財政投入從1986年的8000萬元增長到2024年的341.78億元，已成為我國資助基礎研究的主要支柱。

　　正如中國科學院原院長路甬祥曾在《中國科學基金》雜志撰文指出，其設立突破了傳統科研管理體制，充分體現了科學家當家做主的精神，開創了以民主和科學方法管理科學研究的新局面。

　　“863計劃”：有限目標，重點突破

　　1983年，中央決定轉變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大會及主席團的性質和職能，要求學部作為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咨詢機構，著力研究我國現代化問題，積極參與國家科技決策工作。

　　如何迎接新一輪科技革命，是學部直面的首要問題。

　　上世紀80年代初，一場深刻的科技變革開始席卷全球。先是美國在1983年提出了“戰略防御倡議”，也被稱為“星球大戰計劃”，隨后，西歐各國共同制訂了“尤里卡計劃”、日本出臺了“科技振興基本國策”。

　　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國內科技界主流意見認為，我國應該采取相應的對策和措施，迎接新技術革命和挑戰。但也有不同意見者表示，根據我國的經濟實力，應該先關注短期見效的項目，而不是花大價錢全面發展高科技。當時，國內物價快速上漲，最高幅度甚至超三分之一，科學界面臨巨大的經費壓力，致使科技發展更傾向于為經濟建設服務。

　　“現在不做，到下世紀就沒有了，就根本跟不上了！”在一次科學家座談會上，時任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主任王大珩再也坐不住了。作為親歷“兩彈一星”工程的元老，他十分清楚發展高科技對于國家的重要性。

　　王大珩認為，早年間我國的經濟實力不如美蘇兩個大國，但仍通過艱苦奮斗研制出“兩彈一星”，如今，依然可以集中力量“花小錢辦大事”。我國應該有選擇地出發，將每一個重點“作為一個種子，帶動其他方面”。

　　這一想法與時任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科技專職委員、無線電電子學家陳芳允不謀而合。1986年1月，陳芳允做客王大珩家，就此事與他討論：“應該讓最高領導了解我們的想法，爭取為國家決策提供幫助。”二人交換意見后，決定寫一封建議信呈送至國家領導人。

　　他們的動議還得到了當時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長王淦昌和航天部五院科技委副主任楊嘉墀的積極響應。同年3月4日，4位學部委員“主動出擊”，一封《關于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被呈送至鄧小平手中。

　　這份建議開門見山，“必須從現在抓起，以力所能及的資金和人力跟蹤新技術的發展進程……此時不抓，就會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并強調了在關系國力的高技術方面，“首先要爭取一個‘有’字，有與沒有，大不一樣。真正的高技術是花錢買不來的”。

　　4位學部委員還根據我國當時的經濟、社會、科技發展水平提出“有限目標，突出重點”“積極跟蹤國際先進水平”“發揮現有高技術骨干的作用，通過實踐，培養人才”等可操作的建議。

　　幸運的是，兩天后鄧小平果斷作出批示：“這個建議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之后的10月，國務院組織制定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也稱“863計劃”。一個面向21世紀的中國戰略性高科技發展計劃正式公諸于世。

　　“863計劃”從世界高技術發展趨勢和中國的需要與實際可能出發，堅持“有限目標，突出重點”的方針，選擇生物技術、航天技術、信息技術、激光技術、自動化技術、能源技術和新材料7個領域的15個主題作為重點，當時計劃投入專款100億元，相當于整個國家財政總支出的4.3%，遠遠超出科學家的預想。

　　該計劃實行后，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突破并掌握了一批關鍵技術，縮小了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如曙光高性能計算機研制成功、北斗導航系統的建成、兩系法雜交水稻技術的成功研制、參與完成人類基因組的測序任務等。同時，它培養并凝聚了一批高技術創新人才與團隊，為我國高技術研究開發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中國工程院：從醞釀到落地

　　基于“863計劃”，國家重拾對技術科學的重視，學部的咨詢建議工作也有了一個更大的計劃。

　　那時，國際上普遍存在一類以工程科技為主的學術機構——工程科學院。早在1978年，水利水電工程專家張光斗和電子學與信息學家羅沛霖隨中國電子學會代表團訪美時，就了解到美國國家工程院在奠定美國科學技術全球領先地位中的重要作用。

　　張光斗曾在自傳中回憶：“他們敦促中國也成立國家工程院……給了我美國國家工程院的院章、工作規程、年報等。”這些意見和文件被帶回國后，獲得了科學家的強烈關注和認同。

　　“要求成立中國工程院，可以用千呼萬喚來形容。”曾任中國科學院學部聯合辦公室副主任的葛能全回憶說。1979年起，國內科學家關于成立中國工程院的提案和建議不絕于耳，可由于始終存在不同的聲音，這些建議未能及時被采納。

　　經過十余年的堅持，轉機終于在1992年出現了。4月2日，6位學部委員張光斗、王大珩、師昌緒、張維、侯祥麟、羅沛霖聯名撰寫的《關于早日建立中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的建議》，通過多個不同渠道呈送。

　　這份建議中沒有空話、套話，有的是世界工程技術發展與我國的實際差距，有的是提高工程技術發展的必要性，有的是成立國家工程院將切實提升工程技術和工程師地位，從而提升綜合國力的構想。

　　這一次，國家領導人沒有猶豫，迅速表示“可由中國科學院牽頭，開展相關準備事項”。巧合的是，不久前，在一次國家領導人與學部委員見面的場合，王大珩抓住時機陳述了建立工程院的建議和緣由，這也為后來的獲批奠定了基礎。

　　然而，我們要建立一個怎樣的中國工程院？該不該在中國科學院之外建立一個中國工程院？工程院應該是不設下屬研究開發機構的虛體，還是像中國科學院一樣的實體機構？這些充滿爭議的問題接踵而至。

　　受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的委托，技術科學部主任王大珩和師昌緒出任中國工程院的重要籌備人。其間，他們開展了多次自上而下、由內而外的民主討論和方案設計，共征求了200多位學部委員和有關專家的意見。直到1993年2月4日，建立中國工程院的第一份請示報告送至中央。

　　報告不僅明確了中國工程院作為中國工程科學技術界的最高榮譽性、咨詢性學術機構的性質和作用，提出了中國工程院的領導體制及其學部設置，還建議在中國工程院建立院士制度，工程院成員統稱為“院士”，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也改稱為“院士”。

　　1993年10月1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工程院，同時批準“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改稱“中國科學院院士”。1994年6月3日，中國工程科學技術界的最高榮譽與咨詢性學術殿堂——中國工程院在北京正式成立，30位中國科學院院士被選聘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

　　科學家主動謀改革、制度創新促發展的典范

　　正是有了“三大建議”，為后續深化改革樹立了科學家主動謀改革、制度創新促發展的典范，至今仍是滋養中國科技自立自強根基的源頭活水。

　　在對“三大建議”的總結梳理中，科學技術史專家、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王揚宗指出，“三大建議”不僅標志著我國科技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向更加靈活、高效的機制轉變，也體現了學部委員們對于國家長遠發展的深刻洞察力與責任感。

　　首先，科學基金制從本質上區別于行政撥款，是科技體制改革最具實質性的內容之一。盧嘉錫曾表示：“設立科學基金在我國還是首次。這項決定是對我國現行科研經費分配辦法進行改革的重要嘗試。它保障了重要的、急需的科研課題的順利進行。”在王揚宗看來，它的建立是我國基礎研究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1983年以后，中國科學院學部職能轉向評議咨詢，學部委員們積極建言獻策成為主旋律。王大珩曾說：“要發揮學部委員的積極性，只有主動行事，用事實說明效果……才能使學部成為國家科技重大決策名副其實的咨詢機構。”

　　“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863計劃’的實施對我國高技術研究與產業化起到了有力的促進作用。”王揚宗解釋，它第一次確立了專家決策管理制，并摒棄了以往依托行政系統下達經費的撥款方式，在各個領域設立首席科學家和專家委員會，由專家負責科研項目的評審與決策，實現了經費隨項目流動。

　　到了20世紀末期，中國科學院學部又有力推動了中國工程院的成立。王揚宗認為，建立中國工程院的舉措對更好地發揮工程技術界專家在國家科技決策中的作用具有歷史性貢獻，也推動了我國院士制度的最終形成。

　　“學部委員們主動推動的這些改革實踐，是我國科技體制建設和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重要里程碑，為我國科技事業從‘任務導向’走向‘戰略導向’、從‘行政主導’轉向‘制度驅動’奠定了重要基石。”王揚宗總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