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問中國醫藥創新

　　何時涌現FIC？如何在全球崛起？哪部分生態“不講武德”？

　　?中國醫藥企業未來十年在全球舞臺崛起的路徑是什么樣的？

　　?中國要誕生世界級的醫藥企業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創新生態？

　　?未來多長時間中國會連續涌現first-in-class？

　　這是2021年初，E藥經理人對中國醫藥創新100強企業家科學家、投資家發起的追問。

　　答案讓人喜出望外，當然道路還是十分艱難。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中國醫藥企業崛起的商業使命決定其道路選擇，他們的基本使命是研發和銷售讓老百姓用得起的創新藥。這一點是根本之根本。

　　反觀今天代表世界創新第一極的大型跨國藥企，在技術領先的背后有一種擔憂，那就是當下有多少大公司還能恪守得住那句“藥物旨在治病救人，不在求利，記住這一點就不會沒有利潤，記得越清楚利潤就越大。”

　　殘酷的現實讓巨頭們的天平一端正在或已經傾斜到追逐利潤的砝碼上。前些年一本書叫《清教徒的禮物》提出警告，當美國疏遠在19世紀和20世紀支撐其商業與經濟成功的核心價值觀時，也將自己未來的繁榮和穩定置于險境之中。跨國藥企是他們整體商業生態中的一個分支。

　　中國醫藥企業創新道路的選擇可以看作是商業使命覺醒，也是多年醫保覆蓋紅利下躺在仿制藥溫床上不思進取后的觸底反彈，更是在警醒這個行業始終不忘初心。如果中國創新藥公司能夠篤定堅持這個初心，厥功至偉。需要特別備注，這并非要否定或對立巨頭公司和新興公司，更不是否定藥物研發投入的巨大。

　　中國創新藥公司整體上需要全面學習跨國藥企的先進技術和管理，但治病救人的真理探索需要永無止盡的攀登。這就要求中國醫藥企業從使命開始逼迫自己要將研發效率拉到極致，同時以規模化制造的成本優勢來普惠臨床急需的蕓蕓患者。

　　我們來說說PD-1大戰，盡管眾說紛紜，但積極的看起碼有兩點歷史意義巨大，首先是中國的患者獲利了，以前普通患者買不到買不起的創新藥，現在徹底解決。

　　試問，如果一款創新藥開發出來后，因為高昂的價格讓大多數普通患者無法惠及，這個藥物的價值在哪里？還是藥嗎？

　　醫藥企業的根本使命不僅僅是把創新藥開發出來，而且要用老百姓買得起的價格銷售。這一點我們在中國新一代創新藥公司身上驚喜的觸碰到。更加讓人欣喜的是一批卓越的投資家今天在為創新公司估值時，測算其研發的新藥上市后的價格也是一個普惠的價格。

　　其次，驗證了中國醫藥企業研發創新的實力和速度，還有成本控制，PD1大戰就是中國醫藥企業研發創新的一場大練兵大比武，并且一批優秀的中國醫藥企業通過了這場大考。

　　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是，藥監局特別是審評員要與創新藥公司的科學家深度互動，藥品監管表面上是行政行為，實質更加依賴科學。

　　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就是疾病。藥品本身是一個監管最嚴格的行業，監管水平直接決定行業發展水平一點不為過，這就要求監管的頂層設計在防止腐敗、區隔利益的行政框架內高度尊重科學原則，一切為了患者的角度展開高效工作。

　　中國今日創新藥公司的勃發生機正是源自2015年的藥監改革，有了好政策，就有創新人才聚集，才會有資本加碼。

　　創新生態的另外兩個重點是基礎研究和支付體系。基礎研究能力的釋放在于對科研人才的評價改革，基礎到應用的鴻溝填補，以及對基礎研究本身的投入加重。支付體系改革目前把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商業保險，但根本還是藥物經濟學評價，這里的又一個根本就是不能走一些所謂發達國家為了所謂藥物經濟學評價，而實際上是“先定價再收集材料證明”的模式，讓第三方公司收智商稅的套路。需要回到初心。當然，我們同樣需要防止不講科學的藥品降價，支付體系決定創新的回報，決定創新是否可以持續。

　　藥品監管、基礎研究、支付體系三方面就今天的結果往回看，縱向比進步巨大，但和未來目標比差距巨大。世界的先進需要學習，但先進世界的智商稅要拒絕支付。

　　第三個問題的答案是，中國正在誕生first-in-class。藥物研發的源頭主要來自基礎研究和臨床醫學，歷史和當下中國醫藥企業的研發源頭基本與此無緣，僅僅是跟隨跨國藥企。

　　但慶幸的是已經有苗頭出來，中國投資家和科學家們把戰火靠近到了大學教授的基礎研究，萬里長征，我們開始出發了。

　　其次中國的CRO,CDMO基本打通了中國藥物研發企業的基礎建設，這將大大助力中國醫藥研發速度。藥物研發從社會屬性和商業屬性都要求一個字“快”，誰快就能挽救更多生命，誰快就能有更多回報。

　　當然，醫藥創新總體上是一個慢慢走，走得快的過程。爭一時之快和毫無遠見的高水平重復，正是產業界所痛恨的臨床資源浪費、臨床設計低能和短期資本紅利滋生的研發泡沫。

　　國人談first-in-class，背后還有一層含義就是我們的哪些領域被卡脖子了。這個情況其實很嚴峻，那就是整體上，我們研發創新的儀器設備，設計軟件，核心算法，方法體系幾乎沒有獨立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