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簡訊|應更科學化地制定數據跨境規則

近年來，以數據為生產要素、數字服務為核心、數字交付為特征的數字貿易正在我國蓬勃興起，并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重要貿易方式。據統計， 2020年，我國可數字化交付的服務貿易額為2947.6億美元，占服務貿易總額的比重達44.5%。

全國政協委員、鄭州大學法學院教授沈開舉表示，在數據跨境規則正處于大國相互博弈的關鍵時期，我國一方面積極參與數字貿易國際協定和規則制定，果斷作出決定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另一方面，在國內立法層面，《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于2021年正式通過后，我國數據跨境流動的框架規則已經基本確立，目前正在緊鑼密鼓地制定《網絡數據安全管理條例》、《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等相關配套規則。

“然而，我國目前的數據跨境流動規則整體上趨于保守，本地化限制較多。”沈開舉說，這與我國數字經濟產業的發展現狀并不匹配，此種制度設計還可能招致其他國家的對等待遇，使我國企業在進軍海外市場時遭遇數據流動的壁壘。

例如，《網絡數據安全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第35條將所有類型數據的出境都納入監管的做法，可能被解讀為非必要的數據出境限制；第26條將“一百萬以上個人信息”直接等同于重要數據的規定，則可能大幅擴張重要數據安全標準的適用范圍，影響數據要素的順暢流動。

對此，沈開舉建議在制定我國數據跨境規則（特別是限制性規則）過程中，建議廣泛聽取國際貿易領域專家學者、跨國企業以及專業咨詢機構的建議，系統研究擬制定的數據跨境規則，并對其能否與我國申請加入的國際貿易協定中的相關條款實現有效對接進行預判。

同時，在特定地區針對數據跨境流動規則先行先試，積極探索建立“數據自由港”等新型流動模式。“比如利用深圳特區、上海自貿區新片區、海南自由貿易港等特定地區的制度靈活性優勢，探索建立‘數據自由港’，在安全可控的基礎上，探索建立低門檻的數據跨境流動規則。”沈開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