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教授“聯袂”一作！山大團隊發表重磅研究

更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的兩位第一作者鐘洪麟、田沛佩都是教授，如此“高配”的發表陣容實屬少見。

在這篇論文中，威海前沿交叉科學研究院團隊與國外科學家一起，量化了全球過度消費對行星邊界越界的責任，提出將全球消費控制在行星邊界預算內的可持續發展理念，為地球資源環境可持續利用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數據基礎。

“一頭牛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當量大約是2.4噸，相當于一輛普通小型轎車每年平均行駛一萬公里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而從牛肉這種紅肉消費轉向雞肉等白肉消費能有效降低碳排放。”一見面，山東大學威海前沿交叉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張寧就以形象化的數據指出人類消費活動對環境影響之大。

責任究竟歸誰家？

早期，學術界對有關碳排放的核算研究集中在生產端。

憑借低廉的勞動力優勢，發展中國家與欠發達國家吸引了大量外國企業在當地建立工廠進行出口加工。一座座工廠拔地而起，源源不斷的二氧化碳被排向空中。

如果從生產方面劃分，這些國家無疑要對碳排放問題承擔很大的責任。

但是，建立工廠的不是本地人，生產出來的商品絕大部分都出口到發達國家。對于在整個產業鏈中只是擁有原材料出口和制造工廠身份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最后卻要承擔更多的碳排放責任。

這并不公平。

從2015年開始，“誰是最后使用者誰來承擔責任”的聲音越來越強，學者們紛紛將目光轉向了消費者行為的影響研究。

山東大學威海前沿交叉科學研究院教授張寧、鐘洪麟、田沛佩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們將目光轉向了發達國家的能源消耗問題。

鐘洪麟（左）、張寧、田沛佩（右）

在全球動蕩背景下，能源價格不斷攀升。為了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科學家們紛紛提出針對碳排放征稅的各種辦法。

然而由于收入、消費模式的差異，每個人的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責任并不相同。

當時，團隊將全球31個發達國家的人群按照收入與年齡分組，模擬碳稅對不同人群的沖擊情況，首次提出碳稅對低收入群體的老年人沖擊最大。研究呼吁關注氣候變化緩解議題中的公平性問題。

有關2015年的研究只限于發達國家，但地球上每一位公民都是能源問題的責任人。

在最新研究中，他們將31個國家直接擴充到168個國家，構建出了一個全球范圍內龐大的消費類數據庫。

如此宏大的數據庫背后，卻是一波三折的整合數據過程。

鐘洪麟參與野外調研（左三）

他們希望基于之前世界銀行已經整理出的116個國家的數據，進一步擴大到168個國家。但是，不同國家統計標準不同，統計口徑的確認影響著實驗結果，如何對多元數據進行融合是難點。

此外，由于每個國家都并非在同一年進行調查，有些可能是2005年的數據，有些則是2017年的數據。因此如何在統一判斷標準的情況下分析更是難點。

數據庫的構建過程不像理論突破，有時一個靈光乍現可以瞬間將思路打通。

“它不是一個大問題加一個小問題，而是100個小問題，每個點都需要按部就班一步步解決。”張寧說道。

沒別的辦法，查！他們查文章、研讀方法，要把投入產出的方法論研究明白。值得一提的是，論文的合作者之一、荷蘭格羅寧根大學教授Klaus Hubace的導師，正是憑借投入產出方法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里昂惕夫的學生。

最終，團隊以世界銀行的全球消費數據庫為基礎，利用涵蓋全球多區域投入產出表的GTAP數據庫，再納入歐洲統計局數據、日韓兩國家庭調查數據等，用了將近半年的時間，終于將數據庫構建完成。

但是，構建完整數據并對不同消費群體的生態環境足跡核算及其不平等性分析完成后，如何提出可行的消費可持續轉型方案？

他們研究發現，全球前10%高消費群體的人均環境足跡是后10%消費群體的4.2~77倍。51%~91%的行星邊界違約責任可歸因于全球前20%的消費群體。

面對如此不平等的消費現象，他們希望在全球視域下，更多地呼吁高消費群體合理減少消費行為和提高消費效率。

鐘洪麟指出：“如果全球前20%的消費群體減少過度消費和轉變消費模式，將使全球環境壓力降低25%~53%。”

“連跳二級”與“行星邊界”

2023年11月，在將前一版論文初稿修改了近8個月后，他們決定沖擊頂刊Nature。

要知道，經濟、政策類研究成果沖擊頂刊絕非易事。據統計，近3年來，中國學者在Nature發表的此類文章并不多見。

共有三位審稿人負責這次稿件的審核。面對文章中揭示出的消費顯著不平等問題，審稿人關注的問題在于“文章提出的建議”。

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是全球問題。截至目前，聯合國正式承認的主權國家共有193個，每一個國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如何提出一個能夠讓大家都能接受的建議成了他們考慮的關鍵問題。

團隊經多次討論、協商，決定從全球視野出發，既要兼顧發達國家利益，同時保障發展中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利益。

最終，文章中“倡導高消費者綠色健康的消費方式”的建議得到了合作者與審稿人的一致同意。

伴隨文章發表的，還有該文第一作者——田沛佩身份的轉變。

這篇文章的兩位第一作者都為教授，這種情況并不常見。

原來，文章發表期間，田沛佩經歷了一場“二級跳”——因通過了山東大學人才選拔政策的考核，從一名博士后連跳兩級，直接被聘為山東大學教授。

田沛佩與學生進行學術交流（右一）

回顧這次“連跳”經歷，田沛佩認為主要有三點因素。

“成果是最核心的標準，一定要對自己所研究的東西感興趣，并投入大量時間。”他一再強調，只有真正感興趣，才會愿意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思考其中存在的問題。

田沛佩的每一天如同復制粘貼一般：早上九點到辦公室，晚上11點才離開，幾乎沒有什么假期。但是，就在這種“重復性”的日子里，他甘之如飴，不斷做出創新性的成果。

其次，在他看來，一定要學會依托平臺，在更高的平臺上磨礪自己，與領域內的專家合作。征求他們的意見與指導，是讓自己開闊眼界、增進交流的方式。

至于第三點，他認為許多事情都不是人力可控，但是一定要堅持做下去，才有可能得到值得感恩的“小幸運”。

鐘洪麟，則是另一位第一作者。他碩士就讀于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師從英國社會科學研究院院士孫來祥。2013年，孫來祥入職美國馬里蘭大學。他便跟隨導師的腳步，前往美國攻讀博士及開展博士后工作。

2020年，鐘洪麟通過山東大學人才計劃“齊魯青年學者”入職山東大學。

海外七年的求學入職經歷，使得鐘洪麟在剛回國后需要逐漸適應國內的節奏，從學生培養、項目申請、學科建設到社會服務等。

他坦言，自己能夠快速完成角色轉變并開展相關工作，很大程度歸因于研究院其他同事的無私幫助。

在他看來，科研一定要保持開放和積極的態度，學院研究團隊的整體氛圍很重要，大家互幫互助擰成一股繩，共同建立一個更好的平臺，才是使每個人都受益的關鍵。

而這次文章確定的主要方向，正是在這種氛圍下、在文章主要作者頭腦風暴和熱烈討論中形成的。

2022年，團隊合作思考研究路徑時，鐘洪麟腦海中突然誕生了一個新的思路：能否找到一種邊界，將之前從消費角度核算的全球生態環境“越界”影響闡釋清楚？

他們選定了“行星邊界”。

靈感來源于鐘洪麟在山東大學指導的第一個研究生邵璇的畢業論文方向，而鐘洪麟將論文視角擴展到了全球領域。

回看來路，每一步似乎都是為后面的成果埋下伏筆。

創新性思維與“頂天立地”

2020年，山東大學威海前沿交叉研究院成立。研究院共有三個研究中心，其中之一便是藍綠發展研究院，張寧任院長。

新平臺、新成員，一群80后、90后的年輕人聚在一起給團隊增添了新氣象。這個年輕研究院的風氣，就是去行政化、重科研，讓每個人有更多的精力研究自己真正感興趣的領域。

張寧參與學術研討（前排右一）

作為研究院院長，張寧的科研道路并非一帆風順。

用他的話來說，第一是適合，第二是喜歡，這是他始終專注于科研領域研究的動力。

2003年，張寧就讀于山東大學威海校區商學院。威海地區與韓國往來密切，學校專門為學生開設了韓語課程。因此，本科畢業后，張寧選擇到韓國仁荷大學繼續讀研，直到碩士二年級，他才開始接觸英文文獻，研讀國際化科研成果。

學習過程中，他會有意識地將文章拆解，然后一步步模仿作者的技巧。大量的重復性工作得做，這是打基礎，但是針對創新部分，他有自己的思考。

在不斷總結的過程中，他開始覺得“發外文期刊好像也沒那么難”。

博士一年級，他已經在國際經濟學頂刊《能源經濟》（Energy Economics）和《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這兩份韓國導師也不容易發文的期刊上發表成果。

初生牛犢不怕虎。在投稿前，為了聽取多方意見，他主動在期刊上找到已經刊登文章的中國作者——中國石油大學（華東）教授周鵬（當時任職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并通過MSN向他請教投稿問題。

當得到對方肯定的答復后，他不假思索，大膽將文章投了出去，就此發表。

“當時沒有意識，現在總結來看，其實技巧就是自己探索出的‘創新性思維’。做研究一定要創新，怎么做呢？要敢于質疑，敢于挑戰。”張寧說道。

張寧打趣地說，若當年在國內，同時在Energy Economics和Energy Economics發表文章，已經夠條件申報國家人才了。

2013年博士畢業后，張寧帶著豐碩科研成果回國，收到了多所高校遞來的橄欖枝。不斷抉擇中，他輾轉7年，從江西財經大學到暨南大學。2020年，他回到了母校山東大學。

用他自己的話說，走過彎路，再摸索、再向前。“每一步路都沒有白走，一步有一步的經驗；這既培養了獨立科研的能力，也結交了很多對自己有幫助的良師益友。”

一份適合、一份喜歡、一份創新性思維，一步步走來，看似很穩，但是，他仍然希望學生們不要重復他的路。“學術生涯的時間太寶貴了！”張寧真誠地說，“若能跟著大團隊，可以有更好的經驗和資源，成長得會更快一些。”

什么樣的人更適合做科研？

張寧講了一個小故事：

讀博期間，他曾問一位老師，“做的研究這么復雜，意義究竟是什么，會有不想做的時候嗎？”

老師沒有直接告訴他意義在哪兒，而是讓他自己思考是否真的對做學術研究感興趣。

張寧思索了許久，在心里不斷問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歡這條路。

他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如果選擇了做科研，什么樣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呢？

選題上具有創新性毋庸置疑。但是，對張寧來說，還有一個重要指標就是，能否用于指導實踐，能否服務于國家政策和地方發展。

“科學無國界，但是科學家有國界。做論文，要‘頂天立地’。”

頂天，即一定要產出高水平的學術論文；立地，即文章能否通過政策報告服務地方經濟發展或國家決策，科研成果能否真正寫在祖國大地上。

當前，全球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多由歐美國家主導，這篇文章的發表則是中國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科學支撐，進一步提升了中國在全球氣候變化領域的話語權。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誰應承擔更多溫室氣體減排與生態環境影響責任的問題，需要有更公平的答案。

他們相信，呼吁公平的聲音，正被越來越多的人聽到。

相關論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4-0815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