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學發展呼喚新學派新流派

　　在中醫的學術史上，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理論研究和論戰中，曾經形成不同的學派和流派。學派流派和醫學觀醫學特色是既相區別又相聯系的兩個概念。醫學觀醫學特色蘊鑄中醫學成為獨特的理論體系，但在這個體系中，因研究主旨不同，見解之異、技術至臻殊，則可產生不同的學術思想和流派。當代中醫學正處于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其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自覺地推進學派流派體系的建設。

　　學派和流派難以截然劃分

　　研究中醫的學派和流派，不妨考慮年鑒學派如布羅代爾等人的一些意見，可以把學術思想和學術史也分為三個不同的“時段”來考慮。首先是長時段的，是人們長期延續的習慣、知識與技術中所表現的思想與觀念，它變化緩慢但延伸久遠，初創的著作往往被尊奉為經典。其次是中時段的，稱之為“時期”，這大約十數年乃至一代以上才能顯示出變化，有杰出的大師與天才的思考和研究，有時確實改變了一個時代甚至影響以后的時代，學派即有這樣的作用。再就是短時段的，這是由于突然出現的劇烈事件或某種技術方法的使用而引起的思想與學術的變化，有時如朝代的性質變更、領袖的意志力量等，也能在短時期使思想與學術轉軌變向，但這種變化常常會時過境遷，屬于短時段的學術如流派或一些沒形成學派的學說。

　　可以說，學派屬于時期，為中時段或更長，流派為短時段；學派以自成理論體系為標識，流派則屬于學派或學科中的一分支，以經驗稱著，以診治風格見長。醫學史上很多有價值的學說，如王叔和在《脈經》中所記的小兒變蒸學說，《素問遺篇?刺法論》提出的“氣出于腦”等學說，因于傳承的局限，僅成為一個閃光點，而未被發展，僅可作為流派內容之一。學派則陣容強大，甚至可以超越學科，例如清代的溫病學派，除治用內科和溫病外，在外科、婦科也有溫病學派。如清代著《瘍醫心得集》的高錦庭即屬于外科溫病學派，中國中醫科學院已故婦科專家錢伯暄教授屬于婦科溫病學派。

　　但是，學派與流派還是難以截然劃分。如當今稱著的火神派，在南宋時就曾稱著一時。在宋代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后集》、陸游的《老學庵筆記》及方勻的《泊宅編》等幾家筆記中，都記載南宋杭州有名醫石藏用字用之者，喜用熱藥附子，又有名醫陳承喜用寒涼藥，以至群醫中流傳諺謠曰：“藏用擔頭三斗火，陳承匣中一盤冰”。歷代名醫中以擅用附子并傳承為流派者為數不少，如南宋針灸家竇材也有“附子先生”之稱。近代重慶陳寅安、成都人行醫于上海的鄭欽安、香港陳伯壇、云南吳佩衡、四川范中林等皆重用附子，近幾年又有“火神派”的旗幟高揚，對流派和學術研究都很有意義。

　　學派和理論發展互相促進

　　學派和理論發展是互相促進的。一個學派的形成起碼應具備三項條件：一是要有宗師，即一個有影響有威望的學術帶頭人。二是一部或數部反映學派觀點的傳世之作，并保持該學派的研究方法和風格。三是一大批跟隨宗師的弟子，他們本身必須是具有一定學術水平的人才。學派的成敗興衰，此三者不可缺一，這也表明學派形成和發展的關鍵在師承。在中國醫學史上，傷寒學派、河間學派、易水學派、溫補學派、溫病學派等重要學派，因傳承而稱勝，派中名家輩出，就足以說明傳承對于學派乃至學術發展的重要了。自《內經》奠基中醫理論以后，在各具體問題和環節上，不斷創新并發展充實，演為各家學說，各學說的人才萃集為學派，二者互動，不斷發展。其學術生態是：創新之學術始基于經典，又發展了經典。正如明末清初王夫之先生在《周易外傳》中所言中國學術發展是“新生于故，而新故相資新其故”，這也是中醫自身發展規律之一。

　　在中國醫學史上，有些學派因其理論思潮先進，成為一面旗幟，而推動中醫理論的全面發展。學術思想的演進有時呈現為思潮。在宗師、思潮、學派流派三者中，宗師辟創了學派或流派，學派和流派又反映一定的學術思潮。思潮是學術自身運動規律的最高體現。例如溫病學派就是在首用涼藥的思潮下形成的。這也是長期實踐經漸變而催生的。唐代孫思邈治療熱病就已經在辛溫藥物中配以辛涼之品，有千金葳蕤湯，金代劉完素已倡主火論，用涼藥治熱病，明代吳又可治瘟疫則以涼藥為治，至清代葉天士等溫病學家們，首用辛涼治療溫病就成為勢所必然的學術思潮。在此思潮中，再合以察舌驗齒診斷經驗、用藥經驗、經典依據，進行衛氣營血和三焦辨證，就確立了溫病學派。在溫病學派下又有溫熱派、濕熱派、瘟疫派以及溫病傷寒派等支派，各支派可堪其為流派。研究學派和流派，抓住思潮，從其學術思想發展的線索和理論本質，才能弄清人物成就紛繁和理論多姿的醫學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