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核事業的先行者

2024年，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60周年。

60年前的10月16日，中國獨立發展核武器的成功，創造了歷史奇跡。“冷戰”時期，在霸權主義橫行的國際環境中，中國為自己爭取到了能長期確保和平與發展的必要條件。

然而，人們通常只關注創造奇跡時的輝煌一幕，那些披荊斬棘的奠基者、開拓者卻鮮有人知。

在黨中央作出研制核武器的重大決策后，對原子彈工程而言，難度最大、最核心的部分是科研系統。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中國科學院，先行探索，勇毅前行，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

豐澤園談話

1954年12月，錢三強（右一）陪同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右二）、黨組書記張勁夫（左三）、副院長李四光（左一）、竺可楨（左二）視察原子能樓時的合影

1955年1月15日下午，中國科學院學術秘書處秘書長、近代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近物所）所長錢三強和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李四光，地質部副部長劉杰來到中南海一處古色古香的庭院——豐澤園。

這天舉行的是一場注定會被載入史冊的會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彭德懷、彭真、鄧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領導同志出席。

新中國誕生于一個嚴峻的國際環境中。1953年，我們在抗美援朝中取得艱難勝利，如何確保新中國不被扼殺，力爭和平與發展，需要中國共產黨作出具有遠見卓識的重大決策。而此次會議的主題與之息息相關。

毛澤東主席從北屋西頭的書房走進會議室，落座前和李四光、錢三強握了手，微笑著對兩位說：“今天我們這些人當小學生，就原子能的有關問題，請你們來上一課。”

李四光和劉杰先對我國鈾資源情況作了全面匯報。緊接著，由錢三強介紹原子彈和氫彈的原理及國內外發展概況。錢三強說，原子彈是兩塊半球形的濃縮鈾-235（或钚-239），外面包一層中子反射體，隔開一定距離放置在彈殼里面；彈殼里還要有高能炸藥作引爆，使兩塊半球形的鈾在百分之一秒時間內驟然結合，發生快速鏈式反應。這樣，在超臨界狀態下原子彈就爆炸了。

氫彈，是根據重氫和超重氫的熱核反應原理制造的。簡言之，就是在原子彈的外面，包圍相當數量的重氫或超重氫，利用原子彈爆炸產生的極高溫，使重氫或超重氫發生熱核反應，從而引發爆炸。

錢三強建議，中國當務之急是建造原子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這“一堆一器”是原子能事業起步的關鍵設備，由于科技和工業基礎落后，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還沒有能力自行建造，而蘇聯已有成熟技術。早在1953年，由錢三強任團長的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蘇期間，就曾想盡辦法尋求合作的可能。

這一次，啟動原子彈研制的時機終于到了。

這次會議正式拉開了中國研制原子彈的序幕。后來，在由毛澤東、周恩來、聶榮臻和第二機械工業部（以下簡稱二機部）領導班子組成的原子彈工程決策系統中，錢三強作為原子能科學界的代表，始終擔任科技顧問的角色，為研制原子彈制定技術規劃與戰略，為中央決策提供重要參考。

預為謀

錢三強勾畫的核科學技術機構沿革圖

盡管1955年1月15日被記錄為中國正式下決心研制核武器的起始日，可事實上，自新中國成立起，科研人員就在為擁有原子彈的夢想而準備著。

1949年11月，中國科學院成立后，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確立目標，讓科學真正服務于國家工業、農業、國防建設。周恩來總理曾特別指示，要發展新興學科，如原子核科學。

“中國科學院從建院伊始，就把核科技作為發展重點之一。”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揚宗介紹，在1950年中國科學院第一批組建的科研機構中，就包括了近物所，它被稱為新中國原子能科學技術的搖籃和基地。

中國工程院原秘書長葛能全曾擔任錢三強專職秘書多年。他說，親手將近物所籌建起來的錢三強，除了布局學科方向外，關鍵是“招兵買馬”，形成原子核研究全國“一盤棋”的格局。

當時，錢三強就住在中國科學院第一宿舍。那是地安門東大街的一處大院，院子里的花圃種滿了月季，“月季大院”因此得名。

沒過多久，“月季大院”就迎來了中國原子能研究的兩員大將——清華大學的彭桓武和浙江大學的王淦昌。

無數個夜晚，他們促膝長談，談近物所發展的構想，談中國原子能科學的前景和困難。也是在這里，他們為后來那段艱苦卓絕的奮斗歷程，抱定了初心和決心。

中國科學院原副院長竺可楨曾說，錢三強是中國科學院建院初期的“靈魂人物”。正是得益于當時他對全國科技專家全面的摸底和了解，近物所在很短時間內群星云集，成為中國核科學工作者聚集的中心。

當時，金建中、忻賢杰、黃祖洽、肖振喜、王樹芬、陸祖蔭、李德平、葉銘漢、于敏、呂敏等陸續從全國各地加入，金星南、郭挺章、肖健、鄧稼先、朱洪元、楊澄中、楊承宗、戴傳曾、陳奕愛等把它作為歸國的第一站，還有貝時璋、葛庭燧、李林、洪朝生、劉靜宜、王竹溪、吳乾章、胡寧、胡濟民等來此做兼職研究。

近物所初創期，國家百廢待興，拿不出多少科研經費，再加上外國封鎖，身為所長的錢三強只好發動大家到舊貨市場找零件自己制造儀器。有一次，彭桓武到天橋的垃圾堆里翻找零件，竟被警察誤以為是小偷。

錢三強對這段創業經歷格外珍惜，悟出了一條研究所生存和發展的道理：吃面包從種麥子開始。就這樣短短幾年時間，實驗原子核物理、探測器研制、放射化學、宇宙線研究、理論物理研究等，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低到高，一點一點積累起來。

在王揚宗看來，這為后來的中央決策以及原子彈研制工作打下了非常扎實的學科和人才基礎。

1956年，在中央正式啟動原子彈研制工程后，近物所由中國科學院和二機部雙重領導和管理。1958年，近物所更名為原子能研究所（以下簡稱原子能所），整建制交給了二機部，但它“出嫁不離家”。一年后，原子能所達到了3586人的規模，專業領域涵蓋22個學科和60多個分支學科，是當時全國第一大研究機構。

“許多人在評價原子能所的歷史作用時，習慣用‘老母雞’來形容。”葛能全解釋，這是因為它作為中國第一個綜合性原子核科學技術研究基地，逐漸派生出14個科研機構，并向外輸送了大量人才。

據統計，1959至1965年，該所共輸送科技人員914人，同時為二機部各院、所、廠礦培訓了1706名各種科學和工程技術人員。這些人才后來大多成為發展中國原子能事業的中堅力量。

《核世紀風云錄——中國核科學史話》一書中這樣寫道：“歷史已經證明：如果沒有原子能研究所，就沒有中國‘兩彈一艇’（原子彈、氫彈和核潛艇）。只是因為沒有終端產品，它的歷史性有時被忽略了。”

排兵布陣

1958年9月，蘇聯援建的我國第一座原子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在原子能所二部（位于當時北京市房山縣坨里）建成并正式移交生產。

盡管當時國內的原子能研究充滿了生氣，但朝氣蓬勃的景象背后暗流涌動。

1959年6月，蘇聯決定暫緩向中國提供原協議約定的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1960年8月，在中國核工業系統工作的233名蘇聯專家全部撤走，并帶走了所有圖紙和技術資料。

剛剛起步的中國原子能事業，因此陷入嚴重困局。一批半截子項目上無法上、下不能下，工程技術設計、專用設備研制、新型原材料供應以及生產等都遭遇重創。

也就是從這時起，中央決定，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八年時間，搞出原子彈。毛澤東主席明確指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

為此，原子彈研制工程定名為“596工程”，目標是造“爭氣彈”。

蘇聯的毀約倒逼中國轉而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彈。在這種形勢下，國家迅速調整了原子彈研制工作部署，集中力量攻克原子彈技術難關。“而在這一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受過嚴格現代科學訓練的高素質的科技人才，以及人才的合理使用。”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黃慶橋在論文《科學精英的多重角色：錢三強科技功業研究》中強調，在當時的中國，這樣的人才極為有限。

當務之急是排兵布陣，這是原子彈研制成敗的關鍵。而既是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又是二機部副部長，同時還是原子能所所長的錢三強，順理成章地成為最重要的“操盤手”。

原子彈研制主要由理論設計、實驗研究、生產制造以及現場試驗四部分組成。其中，理論設計由彭桓武、鄧稼先、周光召等領銜，實驗研究主要由王淦昌、郭永懷、陳能寬等負責，現場試驗由程開甲、呂敏等組織實施。他們全部由錢三強推薦上崗。

這些科學家以身許國，不辱使命。主要技術難關基本都在預定時間內攻克，唯獨鈾-235生產進展緩慢。

鈾是原子彈研制的“牛鼻子”，蘇聯撤走技術援助后，鈾濃縮工廠完全停擺，中國原子彈的裝料面臨“等米下鍋”的窘境。

錢三強先后找到王承書、錢皋韻、吳征鎧，攻克氣體擴散理論、六氟化鈾制備和擴散分離膜的“卡脖子”難題。直至1964年1月，氣體擴散工廠最終獲得豐度90%以上的高濃縮鈾-235，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原料。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僅用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就成功實現第一顆氫彈爆炸，成為世界上從原子彈到氫彈取得最快突破的國家，使全世界倍感驚詫。究其原因，黃祖洽、于敏等早在1960年就開始了氫彈理論預研，從而大幅縮短了研制歷程，而這一切的部署者正是錢三強。

1964年成功研制出點火中子源的簡易工棚實驗室

千軍萬馬

在錢三強選拔的這些“良將”中，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是主力。

“在整個原子彈研制工程期間，錢老求之最多、給予其支持最慷慨也是最有效的，就是中國科學院。”葛能全坦言，這不單因為中國科學院是他的“娘家”，“出嫁不離家”，更因為這里有開明、識大局的領導，有群星薈萃的人才隊伍，有解決各種問題的實力。

尤其是在原子彈研制進入關鍵時刻的1961年，主管我國科學技術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指示成立二機部、中國科學院協作小組。這個組由劉杰、錢三強和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副書記裴麗生及國防科委副主任劉西堯五人組成，目的是“充分發揮科學院有關研究所的力量，更密切地為‘兩彈’服務”。僅在1961年，中國科學院就承接了二機部的任務83項、課題22個。

在部院協作組的統一部署下，張勁夫給了錢三強一張“通行令”——要人給人，要物給物。

原子彈的研制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對于當時聚集了全國最多科技人才，且學科門類最齊全的科研機構而言，這張“通行令”可以調動“千軍萬馬”。

其實，早在幾年前，二機部部長宋任窮就曾親自登門，向張勁夫搬“援兵”。

“勁夫，這個事太重要了，你要幫助哇！其他部門我也希望他們來支持，主要靠科學院哪！”

張勁夫爽快答應：“沒有問題。這是中央的任務，是國家的任務，也是中國科學院的任務。我把原子能所全部交給你。另外，中國科學院其他研究所凡是能承擔二機部的研究任務的，我們都無條件地承擔。”

蘇聯專家撤走后，最為關鍵的幾個技術難關——氟油、真空閥門（即擴散分離膜）、高能炸藥的攻克，正是得益于中國科學院相關研究機構的支持，包括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金屬研究所、化學研究所、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蘭州化學物理研究所等。

值得一提的是，重大科研任務往往需要許多儀器設備的支撐。

1956年開始，中國科學院積極部署落實《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中提出的四項“緊急措施”。在計算機領域，由計算技術研究所研制的第一代電子計算機和半導體研究所研制的第一臺晶體管計算機，為后來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理論物理研究的大量計算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撐。中國工程院首任院長（時任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朱光亞在回憶文章中提及，正是有了它們，計算工作才得以加速進行。

直至1966年，中國科學院共有106個研究所和4個儀器廠，總人數5.5萬人，其中，主要承擔國防任務的單位有47個，人數近3.1萬人，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參與了“兩彈”研制。

“可以說，中國科學院不僅是中國核事業發展的先行者，也是‘兩彈’研制中承擔最多攻堅任務的機構。”王揚宗強調。

請歷史記住他們

1999年5月6日，《科學時報》刊登《請歷史記住他們——關于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的回憶》一文。受訪者供圖

1964年10月16日，中國人自己研制的第一顆原子彈終于爆炸成功，全國沸騰。

然而，事關國家機密，參與研制的科學家即便對自己的親人也守口如瓶。

這場集體的沉默，整整持續了35年。

1999年，正值中國科學院建院50周年。張勁夫回顧了1956至1966年中國科學院10年發展的故事，整理成《在科學院輝煌的背后》一文刊登在《科學新聞周刊》，但并未提及“兩彈一星”。

然而，這篇文章還是打開了許多老人記憶的閘門。

遠在大洋彼岸的著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打電話給張勁夫，建議他正式披露中國科學院參與“兩彈一星”研制的史實。

當時，張勁夫已是耄耋老人，他考慮再三，征求了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的意見，決定向全社會正式公開這段隱秘而偉大的歷程。

1999年3月，張勁夫在接受《科學時報》（《中國科學報》曾用名）記者劉振坤的采訪時，打開他博大的記憶寶庫，如數家珍地述說著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這篇訪談被整理成張勁夫署名的1萬多字的回憶文章《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最初以內部資料的形式分送有關領導。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同志親自致電張勁夫，表達了對這篇文章的肯定。他提出，應該在《人民日報》和其他報紙上發表這篇文章。

于是，5月5日，新華社發出通稿《請歷史記住他們——關于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的回憶》；第二天，《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科學時報》等同時刊登了這篇重要文章。

張勁夫在最后寫道：“中國科學院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參加‘兩彈一星’的研制，是在很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進行的。五六十年代，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國的工業化正在開展，我們的國力不強，科研力量不強，條件很艱苦，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是真正的創業。可是，我們有黨的堅強領導，有中央的正確方針、政策，我們靠的是一批從國外回來的有高度愛國心的科學家，又靠他們帶出一批年輕的科學家。他們靠的是一種崇高的精神，一種為了祖國富強而獻身的精神，他們是‘兩彈一星’的真正功臣。”

如今，我們再一次回顧那段波瀾壯闊而又鮮為人知的科研歷程，深感其仍然有著不容忽視的當代價值。

一個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極大地依賴于科技界的覺醒和責任擔當。當前，中國已經從當年“站起來”的歷史階段邁入“強起來”的新時代。而中國科學院這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正在組織科技人員繼續攻堅克難，努力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作出貢獻。

《中國科學報》(2024-07-31第4版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