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職業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始終是國家高等教育的重點關注內容。尤其在今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中提出,鼓勵上市公司、行業龍頭企業舉辦職業教育,鼓勵各類企業依法參與舉辦職業教育。這一內容更是受到各界的廣泛關注。
隨著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不斷加快,企業對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職業教育是培養技能型人才的主陣地,其地位和作用越來越凸顯。作為一種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類型,職業教育最典型的特征是校企雙主體辦學的跨界教育。因此,行業企業也就成為了職業教育的重要辦學主體,如若離開企業的支持,職業教育就淪為自說自話,脫離真實產業需求和職業場景。
長期以來,受制于政策環境和辦學慣性影響,企業參與舉辦職業教育困難重重,要么是“雷聲大雨點小”,要么是“一頭熱一頭冷”,導致企業難以改變配角的身份,無法從邊緣走向舞臺中心,變成與職業院校并駕齊驅的重要辦學主體。究其原因,關鍵還在于政策落地存在困難。
近年來,我國在國家層面緊鑼密鼓地出臺了一系列政策,為企業參與舉辦職業教育創造良好政策環境。譬如,《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提出,“發揮企業重要辦學主體作用,鼓勵有條件的企業特別是大企業舉辦高質量職業教育”。教育部等九部門印發的《職業教育提質培優行動計劃(2020—2023年)》提出“支持國有企業和大型民營企業舉辦或參與舉辦職業教育”。這一系列利好消息,讓產業界看到了希望。
一分規劃,九分落實。如何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作用,調動上市公司、龍頭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積極性,還需要進一步健全相關政策體系,破除各種隱性壁壘。
首先,落實民營企業創辦職業院校的同等地位。當前,民營企業和個人投資舉辦的民辦高職有340所、中職1985所,其中不乏吉利、格力、碧桂園等大型民營企業創辦的職業院校。民辦職業院校主動與中小企業開展合作,培養了一大批技術技能型人才。但這些院校與公辦職業院校在政策上存在較大落差,有的面臨生源危機。
對此,應進一步明晰政府部門職責,加快建立市級層面民辦教育、職業教育聯席會議制度,在土地、過戶、稅費等方面依法給予優惠。要支持其提升辦學水平,在項目申報上給予適當傾斜,保障民辦教師和公辦教師具有同等地位。唯有如此,才能調動企業參與舉辦職業教育的積極性。
其次,應支持國有企業依法舉辦職業教育。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曾經是舉辦職業教育的骨干力量。然而,隨著國企改革的推進,國有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占比大幅下降。如今,國有企業舉辦職業教育重新受到重視。目前全國共有國企創辦的公辦高職院校76所,但同樣面臨著資金缺乏保障、融資核算渠道不暢、教師待遇不平等等諸多問題。
對此,應該發揮國企的龍頭帶動作用,支持其舉辦職業教育,培養產業人才大軍。一方面要建立多元籌資渠道。尚未明確國企舉辦的高職撥款標準的省份,應盡快落實生均經費撥款,確保公共財政撥款有效覆蓋。另一方面,則要健全相關法律法規,比如加快修訂《職業教育法》,支持國有企業辦學;修改國資委對國有企業舉辦職業教育的考核辦法,在政策、人員、經費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與此同時,我們還要保障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合法權益。據調查,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積極性并不高,根源在于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的責權利不對等,企業利益沒有得到保障。企業調查顯示,在制約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積極性的因素中,62.32%的受訪者表示“企業因參與人才培養的經濟損失得不到補償”。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配套機制尚不完善,導致參與積極性降低。
對此,要建立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成本補償機制,積極扶持企業參與校企合作,政府對接納學生實習的企業予以經費補助,通過稅收優惠等方式調動企業積極性。明確大型企業承擔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義務,大力培養產教融合型企業,給予“金融+財政+土地+信用”組合式激勵。
特別是近年來,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在國內方興未艾,山東、江西等省也正在加快探索,但是仍然面臨一些瓶頸難題,對此更需進一步明確企業參與混合所有制辦學的收益分配、合作協議、資源投入、設立程序、退出機制等。
總之,正如著名教育家黃炎培所言,“辦職業學校的,須同時和一切教育界、職業界努力地溝通和聯絡”“把教育和實業連為一體”,只有充分調動企業的積極性、創造性,才能構建職業教育多元化辦學格局,建設技能型社會,培養更多高素質能工巧匠、大國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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