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與愛思唯爾聯合發布《科研之信:未來研究者》(以下簡稱報告)。
該報告重點分析了四大領域:AI在科研中的變革作用、科研誠信壓力、科研合作與科研人員流動性、科研影響力。調研采用在線問卷形式,覆蓋來自113個國家和地區的3234名活躍科研人員及科研領導者,受訪者來自學術界、研發型企業和科研機構,其中,中國受訪者共計794人。
報告顯示,在全球范圍內,科研活動正在趨于強調“使命導向”(mission-oriented),科研合作在日益增加,同時,中國科研人員對科研投入前景的樂觀程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對AI工具也持更積極的態度。
針對報告內容,《中國科學報》采訪了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理事長穆榮平。
全球科研正日益強調“使命導向”
《中國科學報》:報告顯示,全球范圍內,科研人員越來越被期望將工作與社會發展目標相結合,科研的關注點發生了轉變,67%的受訪者認為,與兩到三年前相比,現在更強調以“使命”為導向的研究。您認為,這種轉變可能會對未來全球科研事業帶來怎樣的影響?
穆榮平:我國講“使命”導向的科研時,這種“使命”要求科研主體圍繞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愿景,去開展科研工作,引領技術創新、產業創新和社會創新發展。建設科技強國、制造強國和創新型國家等正在成為新時代科研人員肩負的歷史使命。“使命”導向一方面解決當前發展問題,另一方面為未來發展創造新的可能性。調查結果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使命”導向的研究不僅已經體現在科技創新發展政策中,而且已經落實到科研實踐之中。
西方主要發達國家近十多年來也在調整科技創新政策,政治家越來越關注科研的“用處”(impact),日益強調科研工作的實用性和社會影響力,一些領域科研經費增長趨緩甚至削減,強調使命導向的創新。這種政策著力點的轉變,可能會促使科技投入更加側重科研與事關國家發展全局和長遠的重大需求相結合,強調解決當前發展重大問題和把握新技術革命引領的產業革命戰略機遇。科研機構不僅要優化自身使命定位,也需要提升自身創新能力和獲取資源完成使命的能力。
《中國科學報》:報告顯示,中國科研人員對科研資金持較為樂觀態度,44%預計未來2-3年內所在領域資金將增加,全球對科研資金持樂觀態度的受訪者為33%,美國僅為9%。您認為,未來幾年中國科研投入會呈現哪些新趨勢?可能有哪些戰略性的調整?
穆榮平:中國科研人員對科研資金的樂觀態度,與我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密切相關。國家提出了科技強國、制造業強國、創新型國家建設等目標,必然會加大科技投入,涉及科研活動的人、財、物投入的系統提升。
從投入主體來看,中央財政既要加大對高風險的基礎研究投入,也要加大服務國家發展戰略的使命導向重大工程和技術系統攻關投入,引導企業加大創新投入;地方財政則要著眼于產業創新發展能力建設,在應用研究、試驗開發、創新創業與產業創新系統能力的投入,分擔企業創新風險;企業則要從提升國際競爭力出發,加大企業創新體系與能力建設投入,把握新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戰略機遇,加速我國產業創新發展步伐。
未來10年,強國目標引領的國家科技創新發展政策的迭代優化調整,必然會增加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投入,研發支出強度將會從目前的2.6%,提高到3%。其中企業研發投入的快速增長是一個重要亮點,進入全球研發投入前2000的企業數會進一步增加。
科研合作的主體與方式將重構
《中國科學報》:報告提到,在全球范圍,“科研合作日益增加,科研人員對跨國流動的態度也在轉變,科研活動正隨之發生變化”。在當前地緣政治影響明顯的時代背景下,未來科研合作的方式和內容是否會出現一些變化?
穆榮平:我覺得未來科研合作的方式、內容肯定會有變化。盡管近年來地緣政治對于創新全球化有一定負面影響,但是大趨勢不會變,科技合作全球化也是大勢所趨,主要依據是數字賦能科研范式轉變,突破了科研主體和重大科技設施的空間距離和語言障礙。未來,科研合作主體將更趨多元,企業在國家科技交流合作中的地位將顯著提升。
一方面,科學家之間“以科學價值創造為目標”的國際合作總體而言受地緣政治影響不大,但是會受到“國家安全邊界模糊”的影響,特別是科研機構之間的科技合作。另一方面,地緣政治對于技術經濟價值創造國際合作有較大影響,尤其是涉及被泛化的“國家安全”議題的特定領域,這會增加一些敏感領域合作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盡管如此,科技型領軍企業從把握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戰略機遇出發,在共同創造和分享技術經濟價值目標導向下,必然會強化企業之間國際合作,這種合作將重構全球創新價值鏈并深刻改變國際競爭格局,驅動世界經濟發展,引領政府管理創新和國際競爭規則體系建構的大方向,既要“去風險”,又要“求發展”,把握國際競爭格局調整的主動權,獲取國家競爭力。
中國科研正擁抱工具革新、聚焦產業轉化
《中國科學報》:報告顯示,中國科研人員對人工智能(AI)展現出極高的積極性和樂觀態度,68%的中國科研人員認為AI工具為他們提供了更多選擇,遠高于全球平均的48%,美國僅為29%。科研機構該如何規范和引導科研人員在AI上的使用?
穆榮平:在規范和引導方面,行動上我們已有一些成果,但還有很大實踐空間。這個空間主要在兩方面。
一方面,是科研人員在自己的研究里看到AI賦能的可能性,這會對科研條件提出新需求,這種新需求必然能引領以AI為代表的技術系統本身迭代升級。我覺得“人工智能+”是初級階段,“+人工智能”可能更重要,就是把AI作為有效工具,加到研究實踐中去。科研人員提需求,能帶動技術裝備和科研儀器設備產業發展。
另一方面,從科研管理機構角度,需要統籌科研人員個體或局部的需求。因為單個需求對產業發展有點局限性,管理機構要把這些有限的、個體的、局部的需求整合起來,變成一個系統的需求,從系統角度提出科研范式轉變、管理流程變革的需求,這樣才能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打造具體“應用場景”。
另外,管理機構要從系統層面推動,把科研人員的熱情變成科技發展的重要基礎。因為這不僅是勞動工具的變化,而是整個科研范式、產業創新發展模式和創新管理范式的轉變。
《中國科學報》:報告顯示,中國科研人員更注重研究成果的商業化和產業應用。他們更傾向于通過行業合作、專利和專利引用等指標來衡量研究影響力,而非合作、媒體報道或政策引用。您如何看待這一調查結果?如何能夠推動科研成果實現學術價值、產業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多元落地?
穆榮平:中國科研人員更注重商業化與產業應用,這和我們國家的發展階段正相關。
創新是五大價值的創造,包括科學、技術、經濟、社會、文化價值創造,創新還是一個增值循環過程。經濟價值創造是關鍵,如果創造不了經濟價值,循環就不可持續。現在我們的論文數量世界領先,但為什么還有“卡脖子”問題?這說明必須把影響力,特別是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力,作為關鍵環節,讓科學價值、技術價值創造最終落到經濟社會價值創造上。
那么,如何推動多元落地?核心是系統融合。現在是個好時機,因為企業的有效技術需求多了,這和30年前有根本不同。政策上,要支持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不僅要“企業出題”,也需要“企業出一部分錢”,這樣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科研選題”具有經濟社會價值,讓科研從開始就明確價值創造的方向——技術(系統)的功能和應用方向,而不是“隨機選題”搞出成果后再思考如何去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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