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轉基因斗士”林納斯的改宗

　　馬克·林納斯在歐洲環保圈算得上是能整點事兒，也有些名氣的人物。他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就投身各種名目的環境運動，撰寫過《6度》《上帝的物種》等暢銷書籍，參與過電影《愚昧年代》的制作，據說還曾當面把餡餅扔到一個懷疑環境主義的丹麥政治科學家身上。而他在今年一月來了一個不知道是不是華麗的轉身，在牛津農業大會上公開為其過去的反轉基因立場道歉。這樣一個浪子回頭的戲劇性事件想不引起媒體的關注都難。

　　馬克·林納斯的改宗似乎不是心血來潮。他的確是文科生，在愛丁堡大學學的是歷史和政治，但他自稱是科學環保主義者。在撰寫氣候變化的書籍時，他就“立志使其具有科學性和可信性”，甚至不無自豪地引用一些氣候科學家跟他開的玩笑，說他在這個領域知道得比他們還多。他在轉基因問題上轉變立場，是因為發現他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堅持的科學性，卻沒有能夠在轉基因問題上守住。在向科學界的自我檢討中，他說，其實反轉基因的大多數論調，都與科學的共識不符。許多環保人士固執于自己的意識形態，常常罔顧科學。他懷疑，當這些人抱著悲天憫人的情懷向他們臆想中的魔鬼開戰的時候，沒有意識到真正的魔鬼其實正是他們自己這種態度。他的結論是一切要回到科學。

　　林納斯的自我剖析不乏教益。耶魯大學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家諾德豪斯曾說，在有關環境的問題上，我們需要冷靜的頭腦和熱情的心靈，并保持對可靠的邏輯和良好的科學的尊重。但林納斯認為“反轉基因就是反科學”，“轉基因的爭論可以就此結束”，這些結論似乎下得過早。雖然我們同意尊重科學，但恰好在“什么是科學的”這個問題上，并非有一目了然的答案。二十世紀科學哲學的一個基本判斷就是，企圖用簡單的客觀標準來清楚明白地界定科學的邊界，是沒有什么希望的。不可否認，科學研究有一些基本準則，由此形成了科學家之間在某些方法和原理上的基本共識，但這些準則并不能保證哪個科學家能夠得到客觀真理，也不能保證在某個特定時期某個具體科學問題上科學家之間一定能夠求得一致意見。難怪密西根大學生態學和進化生物學教授旺達梅爾諷刺林納斯對科學的理解只有高中水平。高中教科書上的科學有很高程度的共識，而在目前的轉基因研究中，這種程度的科學共識并不存在。

　　有人說林納斯其實是被歐洲最大的生物技術公司歐羅巴生物買通來為轉基因代言的。這是否屬實，我們無法斷定，但這一點恰好又揭示了轉基因問題的另外一面，即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不同的立場與不同集團的利益聯系在一起。如果只是在科學研究內部，缺乏科學的共識并不是什么問題，不同觀點的持續競爭常常是科學發展的動力。但轉基因技術涉及到公共政策的決策，而在缺乏科學共識的地方，不同立場的人都能在科學上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證據。因此，回到科學是必須的，但是也是不夠的。更為緊迫的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套決策體制來保證，在前景不明、證據不足、觀點相異、利益沖突的情況下，我們如何才能夠共同生活在一個公正的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