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組學:跨越癌癥研究國界

　　1982年11月，在尼日利亞海軍醫院外足球場上踢球的一名軍官，突然摔倒死亡。這名男子被帶到急診室時，當時還是一個新人的 Olufunmilayo Funmi Olopade醫生正在值班。“我們搞不明白為什么他死亡，這讓我感到震驚，從那時開始我意識到，我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來理解和幫助人們。”Olopade 說。

　　在此之前的3個月，Olopade曾到她的哥哥——斯坦福大學的一名研究生那里做客。在美國期間，她飛到芝加哥，在那里她面試了庫克縣醫院并拿下了這份工作。而在當時她還在猶豫是否要留在美國，但是那名軍官的死亡使她改變了想法，她立刻打電話給庫克縣醫院，詢問那個職位是否還有空缺。2 個月后，她乘上了前往芝加哥的飛機。

　　在庫克縣醫院，Olopade的職位迅速上升，到了1986年，她已經是總住院醫師了。隨后她到芝加哥大學遺傳學家Janet Rowley的課題組繼續進行血液學和腫瘤學博士后階段的學習。26年后的今天，Olopade仍然留在大學里，在那里她從事關于癌癥醫學、種族邊界彌合的研究。

　　20世紀90年代初，Olopade開設了全國首個腫瘤基因檢測診所。她還率先探索腫瘤生物學的人口差異，例如采用西方傳統的一線療法治療非洲裔婦女由BRCA基因突變引發的惡性乳腺癌，效果并不明顯。如今，Olopade正在利用基因組學、大數據和常識以改善全球不同地域的健康差距。可這個內科醫生兼科學家正在為基因歧視阻礙科學進步而擔心。

　　Olopade 在行動

　　Olopade醫生。出生于1957 年尼日利亞的一個普通家庭，父親是一位牧師，母親是一個家庭主婦，Olopade是第5個孩子。“我的父親希望以后家中有科學家和醫生。在我之前，兄弟姐妹們都選擇了工程類科學，他們都沒有選擇學醫，所以我是父親最后的希望。但是在那個時候，我迷上了物理，對生物不是很有興趣，但是現實提供給我的選項是成為一名醫生。” Olopade說。

　　當命運來敲門。 Olopade在伊巴丹大學度過了嚴格的6年，在那個時期里，她顯示出了生物化學和實驗方面的天資。“我被病理學吸引，想成為一個心臟病科的醫生，因為這門學科結合了應用物理學和生理學。” 1981年夏天，Olopade去拜訪了在斯坦福大學的哥哥：“那個時候硅谷正發展的如日中天，我參觀了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和斯坦福大學醫學院，開始有機會接觸到美國的醫學。” 隨后Olopade返回尼日利亞，通過了美國醫學委員會審核，“后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她笑著說。

　　下雪了。第二年的夏天，Olopade到達美國并獲得了在芝加哥庫克縣醫院工作的機會，但是她遲遲沒有決定，直到年輕軍官的死亡，促使她付諸行動。“我1月份去往芝加哥。可我并不知道外面的溫度與9月份來的時候不同。飛機降落時，聽到人們都在談論'下雪了'。我還不知道那意味著什么。”

　　良好的開端。 Olopade 1986年完成了實習并留在內科工作。在她接受血液學和腫瘤學培訓的時候，Harvey Golomb主任鼓勵Olopade嘗試在遺傳學實驗室做一些研究工作，他預測這將是一個熱點領域。在看了著名遺傳學家Janet Rowley描述癌癥染色體變化的一篇文獻后，Olopade向Rowley的實驗室提出了學習申請。“我很幸運能進入她的實驗室學習分子生物學。 Rowley告訴我不管我研究什么，都能學習到許多技能。”在那個時候，遺傳學家有許多關于血癌的新發現，但是很少有人直到這是基因異常引起的。“我學會了做染色體定位，并繪制9號染色體圖譜，在白血病和淋巴瘤和現在的一些實體腫瘤與該染色體的變異相關。” Olopade認為在該染色體上如果有一種腫瘤抑制基因，那么該基因在很多腫瘤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的確，在后來的實驗中她確定在9號染色體上有一個新的抑癌基因。

　　風險評估。 1991年，Olopade在芝加哥開設了自己的實驗室繼續研究抑癌基因，并逐漸轉向了乳腺癌的遺傳傾向研究。但是，在實驗室興致勃勃忙碌的同時，Olopade發現她在實驗室從事的研究工作與臨床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能夠克隆和繪制遺傳圖譜真的很精彩，但是我的工作讓我看到了許多家庭的痛苦經歷和對生病親屬生命的擔憂，那個時候我覺得很被動。我想找到在臨床進行基因檢測的方法，我的所有醫療培訓一直強調，預防勝于治療，可我們在遺傳學上的重大發現，并沒有轉化到臨床預防領域。”

　　在1992年，Olopade成立了癌癥風險診所，對高危人群的癌癥易感基因進行測試。“在當時，這是聞所未聞的。基因學家和腫瘤學家之間存在著這樣做好不好的巨大爭論。”直到 1996年，Olopade在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發表社論，指出是時候開始認真地使用基因檢測進行癌癥風險評估和個性化癌癥治療。她嚴厲批評醫療界，由于有限的基因檢測的局限性，在經濟狀況良好的婦女在尋求商業實驗室進行基因檢測的同時，經濟弱勢或不知情的高危婦女無法得到測試。“我為不知道何時才能充分利用這樣的遺傳學進步而感到沮喪。”

　　Olopade 觀察

　　種族問題。在庫克縣醫院和芝加哥大學醫學院，Olopade隔三差五就會看到非洲裔家族性乳腺癌患者，她開始想要找到乳腺癌遺傳和非洲人群之間的聯系。“縣醫院的患者的態度和描述病癥的方式與尼日利亞患者沒有什么不同。所以我真的很好奇這里是否存在非洲人特有的東西或尚未得到我們充分重視的潛在遺傳因素。文獻中充滿了黑人如何在醫學的各個方面表現不佳的報道，而社會學家認為這是由于他們無法獲得藥物，但是我認為一個人早期的生命事件能夠影響他的一生，例如生命早期營養不足可以讓你永遠處于不利地位。”到了2005年，Olopade提出不僅僅是遺傳體質，社會因素(包括毒素、肥胖、種族或民族)也會影響乳腺癌發病的觀點。“這表明基于癌癥的不同誘因，腫瘤生物學存在人口差異，” 她說。

　　三陰性腫瘤。Olopade 回到尼日利亞，開始檢查非洲婦女乳腺癌的遺傳模式。2009年，她發表了突破性的發現：多數非洲本土婦女所患的患乳腺癌屬于三陰性的腫瘤，這類腫瘤生長迅速，采用該地區常用的低成本治療方法沒有效果。“傳統認為，這些可憐的婦女得到的癌癥診斷延遲，因此當發現時，腫瘤已經很大。但是現在我們發現，其中一部分腫瘤是基因突變引發的，發病2個星期內腫瘤就會長得非常大。” 這一發現表明，乳房X光篩檢和一線治療對于控制非洲乳腺癌可能不是最好的方式。

　　遺傳指導。現今，Olopade繼續從事著乳腺癌的遺傳學研究。“我們真的需要弄明白這些復雜的相互作用來了解癌癥并制定有效的干預措施，”她說。去年，她的團隊對 434名尼日利亞乳腺癌患者的BRCA1和BRCA2基因進行了測序，測序結果顯示，這些人群中這兩個基因的突變頻率非常高。近期，她的團隊還發現，非洲人群的許多BRCA基因突變不同于白人，這些突變通過BRCA基因突變測試難以被識別。“我相信，一旦了解了基于種族癌癥的遺傳學基礎，就可以嘗試對癌癥進行干擾，并獲得更好的藥物和更好的預防。”

　　大想法。“我們現在主要的項目仍然是了解如何利用基因組學改善全球衛生狀況和進行全球癌癥研究。我正在建立一個大的癌癥患者數據庫，可以用來治療任何患者，無論他們身在何處。我們可以使癌癥治療全民化，人們可以利用研究中心繼續他們的研究。利用健康信息工具，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

Olopade

　　Olopade的觀點

　　語言障礙。 “在我們開始在尼日利亞的工作時，那里甚至沒有乳腺癌這個詞。他們用‘潰瘍’來形容癌癥，他們認為癌癥是潰瘍發展而來的。直到為時已晚人們才能作出診斷，這并不是因為這些婦女沒有去看醫生，而是因為她們去了低級別的健康機構，造成了誤診，醫生只為她們開抗生素，甚至不知道這是癌癥。” Olopade在世界各地組織了多次會議提高人們對乳腺癌的認識。“通過宣傳，美國政府資助醫學院課程改革，我們正在獲得更大的成功。

　　天才獎金。2005 年，Olopade由于“非凡的獨創性”被授予麥克阿瑟獎學金“天才獎”殊榮和500,000美元，“這錢不是很多，但麥克阿瑟給你一種以吸引更多資金的機會。它讓我真正成為一個醫學科學家。” 隨著更多的資金的獲得，Olopade能夠在診所和實驗室里繼續她的工作。

　　物理的吸引力。Olopade和她的丈夫在尼日利亞醫學院相識。“他是大學板球隊的隊員 ，而我打羽毛球和壁球。我為板球隊計分，因為我喜歡數字，也喜歡板球被投出時的軌跡，我能夠同時享受物理和自然。”

　　家庭遠足。 Olopade和她的丈夫有三個已成年的孩子，分別為24、28和29歲。“我們一家去年一起去乞力馬扎羅山登山。我們的女兒正在報道一本關于非洲的書，她問我們是否可以作為一個家庭攀登乞力馬扎羅。我們決定要去一起去，于是一家人都接受了訓練。我想這是我的薄弱環節，所以我確保自己不會掉隊。最后我們都到達了山頂，那種感覺非常奇妙。”

　　回饋社會。“我在嘗試著幫助更多擁有非洲血統的孩子，給他們一個榜樣，否則他們永遠都不相信自己能夠有所成就。我告訴他們，在我小的時候，也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成為芝加哥大學的遺傳學教授，但是如今我做到了，所以如果我能做到，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