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治理要以“穩定”為原則

近日，國內某知名高校一位50歲的副教授被校方解聘的消息，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這些聲音主要針對的是大學施行的“非升即走”政策，歸納起來有以下兩類傾向——

正面議論多出于同情，即為這位老師叫屈，旁及批評“非升即走”政策實施上的不合理；負面議論則主要是嘲笑這位老師科研能力太差，被解聘實屬咎由自取，并繼之以夸張的勵志言論，企圖昭告后來者。

事實上，此事的關鍵還在于該校人事部門對政策的執行方式。簡而言之，就是在整個過程中，沒有很好體現出對于一位已經在學校工作九年的教師應有的誠意，特別是在處理那些能上（留）與不能上（去）之間的情況時，缺乏把握合情、合理尺度的智慧。

至于在網絡相關評論中出現的諸如“人要保持隨時走的能力，才可以保持尊嚴”之類的勵志言論，并無太多實質意義，這些類似于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馬后炮”，唯一的功能只是變相地傷害被解聘者。

要知道，人的“強大”是沒有絕對標準的，即便是出于比較之下的“強”“弱”判定，也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大學教師也不例外。因此，管理政策和機制既不應該考驗人的“強大”與否，也不可能促使人“強大”到成為“超人”。

當下，人們普遍對大學施行“非升即走”持批評和焦慮態度，這看上去是與實施方式的偏頗和決絕有關，但實際上折射出一種渴望“穩定”的普遍心理或訴求。而對于大學治理來說，“穩定”始終是一個基本原則。

就機制而言，作為預聘制的“非升即走”本身就包括“長聘”“終身教職”的內容。相對于教師長達幾十年的教育和學術生涯，6年“非升即走”的靈活聘用期并不算長，何況它主要是為了衡量和考驗應聘者是否真正適合于在“這一所”大學工作，而并非所有的大學。

在引進歐美發達國家大學的預聘制時，人們的關注點或拘泥于技術層面，或聚焦于理念層面，前者只重視具體操作而無問西東，后者則注意揭示這個機制對于學術自由的保障作用。但兩種關注方式似乎都忽視和誤解了預聘制的基礎，或者說應該達到的目標——維護教育和學術上的穩定。

大學治理上的“穩定”原則，當然不同于固化和拒絕發展，也與過去的“大鍋飯”體制無關，而是相對于朝令夕改、無謂“折騰”的。它是為了使大學保持一種持續發展的能力，讓教師在相對長的時間段中，不再為個人的生存、去留分心。

因為教育本質上是奉獻的事業，奉獻需要公心。單純為生存而競爭只能強化私心。唯有穩定，作為個體的人（教師）才可能有所超越，進而養成公心。

而科學研究的性質亦決定了那些真正原創性的科研工作在事前既無法預測成敗，也無法確定準確的完成時間。因此，研究型大學鼓勵教師在沒有量化考核壓力的條件下，探索未知或反思已知的理論，這不僅是一種學術責任，也是一個基本義務。

物質的進步從來都是為了讓社會變得更文明，而人的文明屬于精神層面，其具體表現就是舉止優雅。如果大學里充滿了無序的生存競爭，就很難談得上優雅。所謂“佛系”生存，要么以失去現實利益為代價，要么只能成為“能力差”的代名詞。

現在看來，“非升即走”之所以遭人詬病，不是本身的制度設計讓應聘的青年學者失去了穩定的依憑，而是執行者只盯著字面上的“下（非升）”“走”，卻忘記了“升”“留”才是最終目的。這種僵化的認知在操作方式上的極端之例，就是“大浪淘沙”式的隨意引進。

對應聘青年學者的考核方式同樣是決定預聘制能否成功的關鍵。但行政主導下的“非升即走”采取的基本是量化考核模式，也就是說，仍在延續原有的機制。這種以消耗科研想象力、消磨科研熱情為代價的考核評價，并不符合科技部、教育部提倡的“破五唯”精神，不利于培養青年學者可持續發展的科研能力，也與預聘制這樣的新機制格格不入。

至于隨時變更已入職應聘者的科研指標和要求，不僅有失基本的契約精神，綜合來看，也容易導致被考核者為達到要求而急功近利，因而間接造成不穩定局面的進一步升級。

值得注意的是，在個別大學出現了一種極端做法。該做法似乎是為了在新引進的“非升即走”考核者和原有長聘教師之間尋求平衡，故主張將“非升即走”的考核方式擴大到所有長聘教師中，大家一起“走鋼絲”。類似脫離實際、任意擴大預聘制適用范圍的做法，與隨意拉大新、老教師之間薪酬差距的做法一樣，都不利于大學的穩定。

從根本上說，大學治理的“穩定”是為形成文化上的積淀和可資傳承的歷史傳統創造條件，而文化積淀和歷史傳統也是大學“內涵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