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非升即走”誤區需協調兩種培養模式

　　尤小立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日前，國內某原“985工程”高校發布消息，不再實行“非升即走”政策。此前，已有一所原“985工程”高校作出了類似決定，加之其他一些非研究型高校，取消“非升即走”已在高校中逐漸形成一種潮流。

　　“非升即走”并不是高校教師選拔和職務聘任制度的規范稱謂，其正式稱謂應該是“終身教職制”或“預聘—長聘制”。“非升即走”只是外在表現形式，并不能涵蓋制度的全部。現在，“表現形式”成了“通稱”，亦說明有關的爭議和矛盾主要集中于此。

　　“預聘—長聘制”起源于美國，是引進、培養青年人才，進而穩定教師隊伍、保障教師權利的一個行之有效的制度。該制度自上世紀90年代初引入國內，在一些高校試行后逐漸推廣，如今已歷經了30多年，但仍爭議多多、矛盾重重，最終沒能逃脫“逾淮之橘”的命運，確實值得反思。

　　有關此事，有識之士早有探討和分析，相關的評論和論文也發表了不少。但國內的情形就是這樣，思考者與管理者經常是二分的，縱使思考者一再呼吁、理性分析，管理者仍常憑感覺行事。

　　因此，多數高校哪怕已經把“非升即走”改裝得越來越非人性化、機械化和板結化，也不愿及時回頭，好像早就抱定“將‘非升即走’進行到底”的決心。而面對爭議，部分高校則干脆直接放棄。它們聲稱可以用更合理的方式取而代之，但很可能又回到“非升即走”實行之前的狀態。

　　很難說，類似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現象是源于思維方式還是行政習慣，但具體到“非升即走”的問題上，可能多是對于大學管理模式的誤解。而這一誤解的背后又反映出新舊兩種培養模式的割裂。

　　眾所周知，上世紀90年代初以前，國內大學實行的是畢業生國家統一分配制。畢業生留校或引進都在計劃分配范圍內。入校后的青年教師，雖因學科不同而有些差異，但基本上采用“以老帶新”的方式進行培養。青年教師也都是從基層科研和教學做起，經過若干年的磨練和成長，再獨立挑大梁。

　　“預聘—長聘制”則不同。它對于新引進的博士畢業生或師資博士后的培養，從一開始就是采取“壓擔子”的方式。即便是剛入職的博士畢業生或師資博士后，也可以擁有專門的經費投入、個人主導的實驗室，能夠獨立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

　　應該看到，較之傳統“分配制”下的培養模式，“預聘—長聘制”更多面向青年教師，是促進年輕人快速成才的模式。它固然強調尊重預聘教師的自主性和獨立性，但并沒有忽視相關培養環節，只是方式上由引導型轉向了服務型。

　　然而，從國內實行這一制度的高校看，“分配制”實際固化了管理者對于“培養”的認知。在他們的潛意識里，只有“分配制”下的培養模式才算是“培養”，“預聘—長聘制”下則無須施之于“培養”。換言之，“分配制”下講培養人才，“預聘—長聘制”下則只需選拔和使用人才。

　　“培養”與“不培養”的區別，就是將預聘的青年教師看作“自己人”還是“過客”。如果是前者，就會竭其所能，在科研和教學方面提供方便。如果是后者，則“公事公辦”，以硬性的量化指標予以考核和約束。現在看來，后一種情況占絕大多數。

　　由于缺乏培養的意識，管理者往往將“預聘期”看成是一次篩選或一種競賽的過程。既然是篩選和競賽，就必然會將參與者的數量盡可能擴大，制造人人“投奔”的規模效應；也必然要從“投入產出比”上考量，本著“投入越少，產出越多”就越好的經濟原則對待預聘制的青年教師。因此，高校不遵守合同條款，經費、補貼隨意削減，考核指標隨意更改，或者任意提高淘汰比率的情況時有發生。

　　進一步看，這樣做也反映出對于“分配制”和“預聘—長聘制”之間關系的一種誤解。簡言之，只看到兩種模式的區別，卻沒有注意到二者的互補性和共同追求。

　　與傳統“分配制”下的引導為主的培養方式不同，“預聘—長聘制”更講究激勵，并以此方式培養青年教師的自主科研能力，但這種方式也不是萬能的。相對而言，它更適合新興學科和新興專業，傳統培養模式中的“傳幫帶”至少在教學能力的提高上仍具有明顯優勢，因為教學上的“單飛”并不容易，適度的引導也適用于人文社會科學，以及傳統理科專業青年教師學術能力的培養。

　　因此，厘清新舊兩種培養模式的共性和差異，取彼之長、補此之短，才不至于在政策導向上走極端，也才能在促使真才實學者脫穎而出的同時，讓那些不幸出局者在能力上得到實實在在的提高，在心靈上得到些許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