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舉報導師背后：有些雜活該不該干？

北京郵電大學15名研究生聯合舉報導師存在師德失范問題，華中農業大學11名碩博學生聯名舉報導師存在學術造假行為……諸如此類的學術圈“丑聞”接連發生，讓外界不得不發問：學生為何會被逼到聯名舉報導師？學生為何會淪為導師的“廉價勞動力”？有些“雜活”該不該干，導師和學生的邊界在哪里？如何讓“導生關系”回到正軌？  

為此，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對話上海海事大學副教授、特聘研究員王伯承，探究問題背后的種種成因。王伯承在撰寫的《“導生關系”失序的學術道德風險誘發、邏輯機理及應對》論文中指出，諸多學術不端案例越來越表明，研究生培養過程當中的師生關系失序是滋生學術道德風險的重要源頭之一。

“導生關系”為何出現異化？

澎湃新聞：為什么研究生要被逼到聯名舉報導師，事情才能得到重視和解決，這反映了什么？

王伯承：這其實反映了研究生相對于導師而言還是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可能學生平時在課題組里也吐槽了，到學院或學校也反映了，但因為聲音微弱，沒有得到重視或有效回應，以致于學生不得不采取相對極端的方式來維權。通過在網絡上曝光，希望得到輿論的關注，試圖把事情“鬧大”從而推動事情的解決。因此現在高校特別強調對師風師德的建設，落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這是非常有必要的。

澎湃新聞：您的研究指出，在異化的“導生關系”中，學生自嘲是導師的“廉價勞動力”、實驗室里的“科研工廠”，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

王伯承：從根源上看，主要是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師生關系也是社會關系的一種，尤其到了碩博階段，師生關系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教書育人，而是走向半社會化的互惠關系。就像我在論文中總結的，謀求利益是“導生關系”失序的基礎，得失計算是衡量“導生關系”失序的尺度，交換需求是“導生關系”失序的本質。各自過度過分強調自身的利益訴求是“導生關系”異化的原因。

其次，部分導師存在師風師德問題。站在導師的角度來看，他們覺得既然幫學生提升了學歷，學生就理所應當要給予回饋，讓學生幫忙干活是應該的。但凡事有個度，壓榨剝削學生，把學生變成自己的“傭人”，而且沒有支付相應的報酬，這偏離了教育的根本。

研究生跟本科教育不太一樣，科研工作不僅是一項腦力勞動，還是體力勞動，需要高強度、持續性的投入，這是客觀的事實，因此優秀的研究生一般都很勤奮，或者特別辛苦。在這種情況下，導師更應該多關心學生，做一個有情懷的教育者。

澎湃新聞：很多碩博士一邊面臨著學業科研的壓力，另一邊年齡漸長，收入較低，面臨著生活的壓力，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王伯承：這個矛盾要分專業、分學科、分地域。如果導師的科研經費比較充裕，學生也可以拿到相應的勞動報酬。但有些專業特別是文科專業，經費非常緊缺。有些學校也有相應的制度設計，例如導師如果沒有課題，沒有經費，不允許帶學生。譬如以文科為例，如果招一位碩士，必須保證每年能支付5000元-1萬元的科研津貼，招一位博士，必須保證每年能給1萬元-2萬元；另外國家給博士生發的基礎補貼，每個月約有兩三千元，加起來博士每個月的總收入大抵都能達到3000元以上，理工科可能更高一些。總體來看，東部發達地區的高校的科研津貼比中西部欠發達地區高校更高。當然，如果按照社會工資標準來看，可能學生確實算是“廉價勞動力”。但學生畢竟還處于學習的階段，還沒有正式工作，所以很難按照社會的工資標準來開，但老師不能隨意克扣學生的待遇。 

澎湃新聞：您剛才也提到導師和學生是互惠的關系，互相幫忙是很正常的。但在多位學生的舉報信中，都提到了要幫導師干很多“雜活”，例如取快遞、接孩子、打飯、打掃衛生等等之類的生活瑣事。這些忙到底應不應該幫，雙方的界線在哪里？

王伯承：這些事情都屬于私人生活，跟科研工作毫不相關。如果是偶爾幫一下，例如導師開會、加班沒空，請學生幫忙帶飯；或者去導師辦公室途中剛好路過快遞站，順便幫忙拿一下快遞，這些都可以理解，就像宿舍同學之間互相幫忙打飯一樣。但如果頻率太高，老師經常提這種需求，那就很過分了。研究生的第一任務還是要做科學研究，老師要加強師風師德的建設，不要過多去麻煩學生，要有邊界感，不要頻繁讓學生去做一些和科研工作無關的生活瑣事。

如何讓“導生關系”回到正軌？

澎湃新聞：“導生關系”失序頻發背后，存在哪些制度漏洞？

王伯承：“導生關系”失序本質上是權力不對等導致的以權謀私。導師負責制之下，學生從入校到畢業，凡事都需要導師簽字，導師從分配科研資源，到決定學生能否順利畢業，都擁有絕對的權威。檢視制度是否存在漏洞，主要看三方面：

一，關于師德師風的制度建設是否明確和完善；二，學校能否第一時間主動發現問題，及時妥善處理，將不利影響降低到最小；三，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制度的監督能否順利進行。

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很多制度在實施的過程中可能會流于形式。其現實后果就是“要么不出事，要么一出事就是大事”。

澎湃新聞：可以從哪些方面來堵住漏洞，讓“導生關系”回到正軌？

王伯承：想要“導生關系”回歸正軌，導師作為第一責任人，責無旁貸，同時學生也要進行相應的再教育，加強跟導師溝通。

一方面要完善研究生與導師雙向選擇制度。在實踐中，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研究生與導師很難實現完全滿意的雙選，例如有些導師的名額較多，可以帶很多研究生，而有些年輕老師只能帶一兩個研究生；有的導師科研成果不多，學術造詣一般，很多學生不愿意選擇，出現名額空缺，只能從其他老師那里調劑幾名學生過來填補。學校應該盡量完善雙選制度，充分尊重雙方的意愿。

另一方面要建立導生利益管理和申訴制度。在本科生階段，學校會設有評教的環節，讓學生給老師打分，這是監督老師的一種方式。研究生階段，如何實施相應的監督評價機制，我覺得還是有所欠缺的。學校應該實施師生關系考評常態化，例如每學期都設有老師和學生互評的機制。學生有問題及時跟導師反饋，如果學生遇到不滿，可以向導師、學院領導、研究生主管部門等投訴，這樣就可以將最后的輿情風險消弭于萌芽狀態。

澎湃新聞：對于改善“導生關系”，您還有哪些建議？

王伯承：我們還是要客觀理性地認識“導生關系”，正視問題，解決問題，也不要因為偶爾出現一些輿論事件，就過分解讀、妖魔化“導生關系”，不要把師生關系想得太復雜。導師和研究生之間還是應該秉持正常的師生人際交往理念，即以科研和學業為基礎，老師要悉心指導學生、愛護學生、尊重學生；學生也要尊敬老師、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對于研究生培養單位及其管理者而言，需要進一步強化研究生導師的師德師風建設，狠抓落實；同時對研究生也實施相關教育和引導，明晰師生關系邊界，研究生把科研與學習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人生規劃跟國家需求、社會發展相結合，努力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