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中科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的四位師長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大化所）建所70周年。70年來，大化所人緊扣時代使命，堅持“三個面向、四個率先”，強化創新能力建設，攻克了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關，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輝煌成就，充分展示了“銳意創新、協力攻堅、嚴謹治學、追求一流”的精神特質和文化傳承。本報從今日起，特開辟專欄，邀請親歷、見證大化所70年改革創新發展的新老科學家們，講述鮮為人知的塵封故事，重溫如歌歲月，共話美好未來。

　　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大連化物所）走過了輝煌的七十年。七十年來，大連化物所不僅用科技成果為國家科技事業和經濟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也培養造就了一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大連化物所的科學家們不僅用他們的淵博學識培養人，更用甘為人梯的精神助力和滋潤年輕人成長。我在大連化物所學習工作了十九年，其間得到許多老師的教誨和幫助，本文僅以其中四位老師的故事，為大連化物所慶生。

　　郭燮賢：勤奮嚴謹 一生甘為人梯

　　郭燮賢先生是我的授業導師。在他的指導下，我完成了研究生階段的學業，更重要的是在他的言傳身教下，我深深地體會到科學家勤奮、嚴謹和甘為人梯的精神。

　　1990年，大連化物所組織中科院相關科學家赴德國參加中德雙邊催化學術會議，順道參觀訪問幾所德國大學的催化實驗室。在訪問德國波鴻大學催化實驗室那天，先是由該實驗室的負責人介紹實驗室的概況，雙方科學家進行學術交流，然后參觀實驗室。

　　在參觀時，我總是走在最后，一來代表團里我最年輕；二來李文釗副所長和郭燮賢先生是代表團的領導，按中國人的習慣，領導應該在前；三來我的英文不太好，站得太靠前，害怕到時出洋相。

　　在參觀到第二個實驗室時，郭先生突然從前面走到我身邊，低聲但非常嚴厲地對我說：“鄧麥村，你為什么總往后站？為什么不向前去？這時候最需要你們年輕人朝前站，我們年紀大的應該讓你們多聽多學。聽不懂、講不好都不要緊，可以多問。就怕你不主動。你這樣怎么能提高？”幾句話，說得我面紅耳赤，心里又是慚愧，又是感激。于是我趕緊走向前去……

　　1983年，我結束了基礎課學習，進入實驗室開始碩士論文研究工作。當時我所在的題目組在楊亞書老師的帶領下，每周都要進行一次學術活動，主要就有關重要的文獻由一位研究人員或研究生進行宣講，然后開展討論，抑或交流研究工作進展情況。郭先生作為副所長和研究室主任，工作十分繁忙，但仍然抽出時間經常回到組里參加學術活動并和大家一起開展討論。每次輪到我作主題發言時，既高興又緊張。高興的是可以通過大家的討論加深對文獻的理解，學到不少知識；緊張的是深怕由于自己的粗心，對文獻中的學術觀點理解不到位而講不清楚。

　　記得有一次學術活動，由我對一篇關于高分散金屬催化劑上飽和烴催化反應機理的文獻進行宣講。在此之前，我將文獻反復閱讀了幾遍，自以為準備得比較充分，為了講解得更清楚，做了好幾張透明薄膜，每張薄膜都密密麻麻寫滿了東西。心想這一次沒問題，一定能讓大家聽清楚。學術活動剛剛開始，郭先生也趕來了，盡管我自認為準備得很好，但心里仍然“咯噔”了一下。隨后，我信心十足地開始了我的演講。我從文獻的開頭講到結尾，平鋪直敘，薄膜用了一張又一張。在整個宣講過程中，郭先生都一言未發。我想，郭老師一定是很滿意的，否則，在宣講的過程中他一定會提出許多問題。宣講結束后，郭先生站起來問大家：“各位都聽清楚小鄧在講什么了嗎？”連楊老師在內，沒有一個人回答。我心想：“壞了，我講砸了！”因為我知道這篇文獻幾乎所有的同志都看過。我緊張極了，站在講臺上不知道如何是好。

　　郭先生慢慢走上講臺，看了我一眼，并未責備，而是向大家語重心長地說，作為一名科研人員，不僅要具備豐富的知識、敏銳的思維，而且要善于表達你的思想。而要將學術觀點表達清楚，必須在你對問題充分思考和理解的基礎之上，用簡潔易懂的語言清晰地講出來。如果連你自己的思路都不清楚，如何能夠講清楚？利用透明薄膜是為了提示聽眾你所表達的主要內容。如果在薄膜上寫滿了字，聽眾光顧了看你薄膜上的東西，聽不清你在講什么，反而起反作用。一張薄膜最多不超過八行字，而這八行字恰恰是你所希望表達的最精華的內容。隨后，郭先生又將我宣講的文獻中的主要學術觀點作了簡要的敘述。

　　在我編寫學位論文的過程中，郭先生不止一次地告誡我，一篇好的科學論文不在于你寫多少文字，而在于你用最簡潔的語言文字表達清楚你的學術觀點。郭先生的言傳身教，使我終身受益。

　　李文釗：管理有道 講究方法藝術

　　李文釗先生擔任大連化物所副所長多年。1988年至1991年，我在科技處期間，有幸在李文釗副所長的領導下工作。李文釗先生不僅學問做得好，還具有很高的管理工作水平，從他的身上，我學到了許多管理的方法和藝術。

　　1990年初，在借調中科院院部工作一年后，我回到科技處從事科技項目管理工作。當時由李文釗副所長牽頭組織國家“八五”科技攻關項目“天然氣轉化利用”和中科院重中之重項目“煉廠氣綜合利用”，我協助他開展調研、項目申報、答辯和管理工作。在工作中，無論是調研還是召開項目研討、協調和檢查會，李所長總是把我這個剛滿30歲的年輕人推到前臺，與相關研究所的科學家和管理人員交流研討。1990年初夏，在塔里木盆地剛剛發現大型油氣田后，中科院數理化學局立即組織相關研究所的專家赴新疆塔里木油田進行考察調研，我是代表團里最年輕的。在一周的考察中，我不僅對塔里木油氣開發有了許多了解，并且對我國化石資源的現狀及未來發展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在這些項目的組織過程中，我逐漸加深了對我國石油天然氣資源及利用狀況的認識，也深刻理解開展天然氣轉化研究的必要性和重大意義，更多的是學會如何從需求出發組織科技項目。當時李所長形象地提出，天然氣轉化研究就是“陜甘寧邊區”，中科院應抓住機會，贏得先機。為什么呢？因為當年石油部剛剛分為中石化和中石油兩家大型企業。中石化有較強的化石資源轉化研發力量，但天然氣資源不在其掌握之中；中石油手中有資源，但其在煉油和化工方面的研發力量尚未成型。在工作中，李所長經常利用各種時間，言傳身教，不厭其煩地和我講述為什么要這樣安排課題、如何管理、如何檢查、如何與兄弟研究所的老師們打交道等等。應該說，李文釗先生是我從事科技管理工作的啟蒙老師之一。

　　1990年，大連化物所分配職工住房，每當這個時候，所里各層級的職工都非常關注，都希望分配到自己比較滿意的住房。記得當時所里后勤處出臺了此次住房分配的方案并張榜公布。我們這些年輕職工認為方案中對年輕人傾斜不夠，也欠公平，解決不了我們的實際問題，于是就相約聯名給所黨委和所班子寫信，希望引起重視，并且還想集體面見領導陳述。在一次和李文釗所長一起出差時，李所長看似不經意地問我：“小鄧，聽說你們對所里分房方案有意見？”我似乎覺得這是一個機會，于是就把我們的想法和李所長談了，而且還帶了一些情緒。李所長聽完后，并未直接表示對錯，而是語重心長地說，“小鄧，你們都還年輕，要在名利上被動一些，工作上主動一些。這樣對成長是有幫助的。”這次談話后，我靜靜地回味李所長的話，如醍醐灌頂。李所長的這句話，對我一生的工作和生活產生了極大影響，也成為了我的座右銘。

　　袁權：勇于開拓 不吝提攜后輩

　　袁權先生1990年至1994年擔任所長，也是我國著名的化工專家。這一時期，我先是在科技處擔任副處長，后又奉調組建膜技術研究發展中心，爭取建成國家工程研究中心。我有幸在袁先生的直接領導和指導下工作多年。袁先生不僅在管理工作上給了我很多指導，在學術上也給予了我極大幫助。

　　1991年，袁權先生擔任所長兼膜中心籌建領導小組組長，所班子指派我擔任常務副組長。剛到新崗位，我對膜技術幾乎是白丁，擔心做不好工作。每當遇到難題或者決策不了的事情時，袁先生總是不厭其煩地手把手教我，鼓勵我大膽工作。上世紀90年代，我國在陜北發現天然氣田，袁先生敏銳地感覺到我們應該對天然氣開采和輸運中脫硫脫水新技術展開研發，并帶領膜中心和化工研究室的科技人員主動與長慶油田接洽，了解需求，部署研發工作。在這個過程中，他一直鼓勵并放手讓我這個“小老鄧”牽頭做好研發和現場試驗組織工作。1996年9月，長慶油田從國外訂購的天然氣脫硫脫水裝備尚未到貨，并且還要趕在黨的十五大之前將天然氣輸運進京。長慶油田領導十分著急，專程到所訪問，希望提供應急技術支持。袁先生果斷決策，要求膜中心和化工研究室盡快研制相關設備趕赴現場。我們僅用了兩個月就研制出天然氣膜法脫水和干法脫硫現場實驗裝置，并于1996年底派汽車送到長慶油田開展試驗。袁先生還親自帶領我們多次赴現場考察洽談并指導試驗。終于，在1997年長慶油田開采的天然氣輸運到北京，向黨的十五大獻禮。后來，袁先生還全力推薦我主持國家“九五”攻關項目“天然氣‘干法’凈化脫除硫化氫和水蒸氣”，較早在國內開展對有機氣體膜法分離技術的研發。通過這種實戰性訓練，使我在膜技術研發和工程組織方面的能力迅速提高。

　　1995年，全國化工單元操作學術會議在上海舉辦。當時會議邀請的大會報告者均為化工界的知名專家，如時任化工部副部長成思危先生、天津大學余國琮院士、南京化工大學時均院士等。袁權先生也收到了大會報告的邀請。但袁先生卻要求由我代表大連化物所做“氣體膜分離技術在我國的發展現狀與展望”的大會報告。當時我剛剛調入膜中心主持工作三年，接觸膜分離技術不久，在膜界名不見經傳，并且要和國內化工界“大腕兒”同臺“獻技”，接受這樣的任務顯然力不從心、誠惶誠恐。但袁先生不這么看，他認為，大連化物所要保持在氣體膜技術領域的領先優勢，必須盡早使一批年輕人成長起來，并在學術界有一席之地，這是一次好機會。袁先生先是和我、曹義鳴等同志一起討論報告的題目和大綱，后又對報告逐字逐句修改，甚至連透明薄膜都親自指導修改，并教我如何宣講報告。隨后，袁先生帶著我一同赴會。會議期間，袁先生不失時機地將我介紹給各位學界“大腕兒”。記得當時成思危先生看見我就說，小伙子這么年輕啊，好好努力吧！袁先生在多次全國膜學術界的活動中把我推在前面，讓我得到鍛煉。1996年在杭州的第二屆全國膜與膜過程學術報告會上，時均先生就戲稱我為膜界的“小當權派”，并且袁先生和時均先生等一批膜界前輩還指定由我牽頭，組織國內相關單位籌備成立“中國膜學會”。但由于多方面客觀原因，中國膜學會至今還在籌備報批階段，尚未完成任務，甚為遺憾。

　　楊柏齡：高屋建瓴 奠定人才基礎

　　楊柏齡先生曾擔任過大連化物所黨委書記，1994年至1998年擔任大連化物所所長，后來又擔任中科院副院長。從1989年至2005年近十六年里，我有幸一直在他的領導下從事科技和產業化管理工作，獲益頗豐。楊所長是我管理工作的引路人。

　　1994年，新一屆所班子任命我為所長助理兼膜中心主任。膜中心是由原十四室、十五室加上膜基地合并組建，人員比較多，由于歷史原因許多矛盾交織在一起，解決難度比較大，并且當時中科院里個別領導對膜中心的發展不甚滿意，大有支持少數人另起爐灶的想法。楊所長一上任，就帶我到北京向院里有關部門聽取意見、說明情況，請求繼續支持膜中心的發展。我作為一名年輕干部，又是新手，對歷史情況了解也不多，一時矛盾纏身，處于忙于應付、束手無策狀態，身心疲憊，情緒低落。楊所長找我談話，鼓勵我堅定信心、大膽工作，不要被眼前的矛盾困住而止步不前。他說，現在的確有許多矛盾需要妥善處理，當你陷入這些困局時，滿眼都是矛盾和煩心事，但如果你站在高一個層次看問題、看發展，眼前的矛盾也許就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矛盾，解決的辦法也就隨之產生。于是，在楊所長的指點下，我和膜中心的同志們抓住申辦國家膜技術工程中心的契機，在完成國家氮氫膜和富氧膜工業性試驗的基礎上，加大成果推廣力度，引入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對膜中心的研發和經營管理進行診斷性評估，并學習借鑒他們提出的改進建議，采取措施進行整改。不到一年時間，膜中心的一些歷史矛盾大部分得到解決或緩解，工作局面大有改觀，績效持續增長。1996年膜中心被評為中科院“八五”優秀科技企業，十項指標綜合考核名列全院400家企業的第15位。

　　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國家科技體制改革對大連化物所的生存發展“性命攸關”，新舊觀念轉換、科技經費短缺、利益格局調整、學科定位、人才青黃不接等問題交織在一起，使改革舉步維艱，尤其是由于“文革”帶來的人才斷層現象加大了改革的難度。1995年開始，在楊所長的帶領下，大連化物所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用人制度改革。先是在中科院乃至全國，率先實行全員崗位聘用制，從所長開始，逐級逐人簽訂聘用合同，打破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大鍋飯。然而，研究所要發展，人才是第一位的。當時，大連化物所課題組長大都年逾五十，急需一批年輕科學家接力。所班子一方面加大從國外吸引青年人才的力度，一方面加大對所內年輕人才的培養。1996年前后，楊所長力排眾議，將24位35歲左右的青年學者選任為課題組長或副組長，讓他們在實踐中鍛煉成長。應該說，這一舉措，為后來大連化物所率先進入中科院知識創新工程試點，為大連化物所二十多年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當時大連化物所提出 “選控化學與工程”學科定位、創建世界一流研究所的目標，最先就是由這些年輕學者在“學術沙龍”討論中提出的建議。現在還在中科院和大連化物所工作的包信和、張濤、劉中民、李燦、金玉奇、關亞風、梁鑫淼、王樹東、楊維慎、許國旺、曹義鳴、韓克利、孫承林等國內外知名科學家均得益于此。

　　1997年，中科院向中央提交了《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報告并得到批準，正醞釀在中科院率先開展以建立國家創新體系為目標的全面改革。楊柏齡所長敏銳地抓住了這一機遇，較早地部署在大連化物所開展全面改革。記得1998年2月的所長辦公會上，楊所長提出，要根據面向21世紀創新體系建設的要求，把所里深化改革與知識創新工作結合起來，確立新的目標；中科院里正在醞釀的知識創新工程是一個發展機遇，要主動出擊，贏得發展機會。所班子研究決定，以建立現代研究所制度，以進行體制和機制創新為主攻方向，來設計大連化物所深化改革方案，迎接知識經濟時代。隨即楊所長突然說，“鄧麥村，由你來牽頭寫出初稿，請王承玉和杜東海同志協助，十天內交稿。”當時，我剛剛擔任副所長不到一年，在所班子里最年輕，王承玉副所長是老資格的所領導，分管人事和財務，杜東海所長助理分管后勤和基建。我一聽就懵了。全面改革，意味著從科研到管理、從學科布局到成果產業化、從人事制度到機構設置、從資源配置到后勤支撐，都得統籌謀劃，做一篇巨大的文章。我是新手，還兼任凱飛公司總經理，忙得不可開交，且對全所的情況以及院里的改革設想了解不深，甚至連什么是現代研究所的內涵都不太清楚，并且還要十天內交稿，真是“壓力山大”。我嘟囔了一句，太忙了，可能擔不起。楊所長立刻說，“大家都忙，你年輕，不干誰干？不行我找別人。”一聽這話，看所長急了，我只好硬著頭皮應承下來。

　　會議結束后，楊所長拿了兩篇關于現代研究所的文章給我作參考。那幾天可真是緊張和焦慮，又是和兩位所領導研討，又是查閱資料，還要理出框架后動筆（那時計算機還不甚普及，只能用手寫），連出差途中和晚上睡覺都在琢磨。總算十天內交稿了，是否對路也不知道，反正交稿前焦慮，交稿后惶恐。這個改革方案經楊所長反復修改、所班子反復研討，征求中科院機關相關部門意見，九易其稿，最終得到中科院黨組批準，使大連化物所在中科院率先進入知識創新工程改革試點。通過此次鍛煉，我對大連化物所的情況、中科院黨組的改革思路和大連化物所的發展路徑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也為1998年底我接任所長后和全所同志一起比較順利地推進大連化物所全面改革奠定了堅實基礎。

　　作者簡介：

　　鄧麥村，現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成員、秘書長。1982年2月~2000年9月在中科院大連化物所學習工作。師從郭燮賢院士和楊亞書研究員攻讀碩士研究生，曾任催化基礎國家重點實驗室秘書、科技處副處長、膜工程中心主任、所長助理、副所長、所長兼黨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