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順應整個社會對政府信息公開和真數字、真信息的強烈呼聲,明年1月1日即將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以下簡稱“新《環保法》”)對環境數據造假行為明正典刑。其一大亮點就在于加重了行政監管部門的責任,規定了嚴厲的行政問責措施。法律的零容忍,將對環保部門提出什么樣的挑戰?如何才能真正守住環境數據的“正品”關口?
避免數據失真,頂住壓力還要練出實力
今天,環保“真數據”常常遭遇老百姓“真不信”。但話說回來,“真數據”到底有多真呢?主觀上說,環保部門都愿意發布最真實的數據,告訴全社會環境狀況的真相,但客觀上講,又因為種種困難難以實現。
第一難的根源,在于環保部門自身的地位。各個地方的環保局都是當地政府的組成部門,在創建環保模范城市、全國空氣質量城市排名等環保政績的強大壓力下,有些地方的環保部門往往不敢拿出真實數據。
環境保護部西南環保督查中心一處處長但家文舉例說,面對短期內實在完成不了但又必須完成的重大任務,環保部門的有些數據就容易出問題。比如說,在各地的霧霾治理和空氣質量改善方面,盡管我們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但可能短期內的數據不理想,這時有的地方就會采取一些“非常措施”。
另一難是能力建設差。合肥工業大學水環境治理專家、教授汪家權表示,環保隊伍在執法過程中,也想得到真實數據。但有些問題即便在現場,由于缺乏管理經驗,以及限于現場執法的技術手段方法,也未必能檢查出來。
“目前,環保部門本身具有的監測能力與應該承擔的繁重監測任務嚴重不匹配。雖然現在各種監測儀器越來越精密,但市、縣兩級環境監測站人手不夠和部分人員專業素養較低的情況仍普遍存在,再加之少數監測人員責任心不夠強,也容易導致部分監測數據質量出問題。”但家文說。
此外,污染源在線監測網絡投入使用的同時,不少地方的環境監管并沒有隨之配套加強,致使沒有收到應有的監管效果。
“三分建設,七分管理。污染源自動監控系統不是裝完就萬事大吉了,它也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因此,日常監督檢查尤為重要。”環境保護部環境監察局副處長劉偉說。
新《環保法》重點明確了監測機構及其負責人應當如實、客觀地報出監測數據,并對監測數據真實性和準確性負責。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環境資源法研究所主任周珂認為:“監測數據造假在以往環保法律責任上并沒有專門考慮。新《環保法》的實施,無疑加重了監管部門這方面的法律責任。”
因此,環保部門首先應該協調好與政府的關系。環境數據的獲得和公布,環保部門要站在科學的立場上,不能“怕引起公眾恐慌”就刻意粉飾太平;其次,只有讓環境執法真正硬起來,才能讓公眾相信環境數據的真實性。
另一方面,環保部門應該形成內部約束機制,制定規章制度和實施細則。
保護地友好(北京)生態科技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解焱說:“對環保部門缺乏監督機制,對其執法成效、正確性缺少常規評估。數據失真問題也就沒有引起相關部門的足夠重視。”
也有基層環保工作人員表示,上級環保部門應該抓緊把具體程序、辦法制定出來,以供基層環保部門學習和貫徹。新《環保法》出臺后,應該明確環保部門怎么來管?管到什么程度?省、市、縣級分別對應管理哪些內容?
此外,“環保部門應該加強科普宣傳和信息公開。讓公眾知道環境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我們應該盡快做到環境信息公開化、透明化,建立與公眾、輿論充分良性互動的有效渠道。”但家文表示。
痛打數據造假,自身嚴管還要齊抓共管
經濟利益的驅使,現場監督檢查不到位,加上現行法律法規不完善、處罰金額低,這是企業數據造假的幾大原因。
2013年11月,全國共檢查企業3.8萬家,查處包括自動監控設施不正常運行、數據弄虛作假等環境違法問題就近1.1萬件。
面對史上最嚴厲的新《環保法》,如何對企業形成足夠的震懾力,環保部門還需要多下些功夫。周珂表示,環保部門應該對目前造假情況進行梳理,找出容易在哪些環節上造假,制度設計上還存在哪些不足,然后有針對性地出臺環境監管規章制度。
劉偉表示:“企業主要從采樣系統、分析儀器、數據采集和傳輸3個方面對監測數據進行造假。”由于調查取證比較困難,環保部門調查難度和壓力則會很大,對企業的監管變得非常難。新《環保法》雖然明確列出了對企業環保數據造假行為的處罰條款,但基層環保部門大多表示,對于企業對環保數據造假,往往由于抓不到現形,證據很難找到。“只有掌握了確鑿證據,才能對企業進行處罰。”劉偉表示。
但家文說,其實對企業的執法監管,環保部門只要做到認真負責,就可以避免很多企業的環境違法行為。除了加大現場檢查頻次外,還可以通過現代化科技手段進行監控。比如,在自動在線監測設備上和排污口加裝監控攝像頭,環保部門監控中心通過視頻可以進行實時監控;在一些大的電廠、印染廠和造紙廠的下風向和下游位置,安裝自動監控裝置,通過監測環境質量數據反推企業排污是否達標、企業自動在線監測設備是否造假。
誠然,環境監測存在點多面廣、人手有限的現實困難,正如當地有關負責人所言,“即便是安排一萬個人來監管,也不能確保發現違法排污企業。”不過,環保部門并非“一個人戰斗”,其完全可以發動群眾參與監管,積極舉報。
“新《環保法》第五章專門講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環保部門應該力促信息公開,讓公眾幫助環保部門一起來監督企業。”周珂說。
有些地方環保部門聯合公安、檢察部門聯合執法,加大了對違法行為的震懾力度,取得良好效果,汪家權說。
同時,地方環保部門要加大數據有效性審核比對頻次。環保部門定期對企業自動監測設備進行人工監測,對數值進行比對,在合理誤差范圍內的數據則是合格的。否則,這些數據則不具備有效性,若涉及造假還要尋找原因,追究相關責任。一旦抓住,就要重罰重判。
但家文說:“以前對監測數據造假或失真沒有嚴厲處罰。新《環保法》出臺后,從法律上解決了這個問題。實踐中需要對典型案例嚴懲重罰,殺一儆百,才能形成強大的威脅震懾作用。只有這樣,監測數據造假問題才會有明顯改變。”
力抓數據保真,收緊資質還要誠信為本
隨著環保事業的發展,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成為我國環境管理領域的一項創新,也推動了環境服務業的興起,不少地方在環境監測領域引入第三方運營維護。
可第三方運營機構能否保證環境監測數據不偏不倚?
汪家權說,現在第三方運營機構多采取一年一承包的形式。如果不與污染企業合作的話,年包的訂單可能就沒有了;其次,真實負責任的數據則需要派人常駐監督、定期抽檢、投入試紙、試劑等。而采用虛假數據可以節約第三方運營機構的成本實現利潤最大化。
“其實,第三方運營機構和環保部門是沒有上下級關系或經濟利益關系的,此前的環保法規也沒有規定對他們違規的嚴管重罰。”但家文表示。這就致使以前第三方運營機構鉆了空子,環保部門對其監管也不到位。
在線監測設備生產運營商的資質先需通過環境保護部審批,再經地方環保部門審核招標后,由排污企業自行選擇與其合作。這種合作方式決定了污染企業成為在線監測設備的“衣食父母”,很難想象后者會冒著犧牲利潤、訂單的風險,去跟污染企業嚴格較真。新《環保法》明確規定,第三方運營機構應當與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其他責任者承擔連帶責任。在這樣的規定下,第三方運營機構就不敢對企業唯命是從了,不然就會給自己帶來大麻煩。
“過去,環保部門往往只追究監測數據造假企業的責任。作為企業聘請的第三方運營機構,主要由企業來決定如何與第三方運營機構分擔處罰責任。新《環保法》實施后,處罰違法污染企業時,也必然會讓協助造假的第三方運營機構承擔連帶責任。環保部門對第三方運營機構的監管也將更為嚴格。”但家文強調。
實際上,對第三方機構的監管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來實現。
“環保部門可以在審核運營資質的時候進行第一道把關,之后每年年度審核評估時再進行第二道把關,第三道把關則靠平時加強監管。”但家文說。
第三方運營機構若對監測數據弄虛作假,基層環保部門管不了時,可以向發證以及年審的部門反映,讓有管理權的上級環保部門來管。同時,環保部門還可以向上級部門建議取消其資質,不準其從事第三方運營活動。尤其是,第三方運營機構若對監測數據有一次造假,應立即清出行業,巨大的造假風險將迫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
此外,環保部門需要建立企業誠信體系,特別是第三方監測行業的“準入制”、“黑名單制”,提高其違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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