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波紅樹林保護修復專項計劃出爐

日前，自然資源部、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聯合印發《紅樹林保護修復專項行動計劃（2020-2025年）》（下稱《行動計劃》）。在8月28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自然資源部生態修復司司長周遠波表示，到2025年，營造和修復紅樹林面積18800公頃。

此外，《行動計劃》提出了7項重點任務，其中包括將現有紅樹林及適宜恢復區域全部劃入生態保護紅線、清退現有自然保護地內的養殖塘并新建一批紅樹林自然保護地等舉措。

《行動計劃》設立的營造修復面積是怎樣的目標？保護區內的養殖塘清退又有何意義？為此，《中國科學報》采訪了廈門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紅樹林生態與管理課題組的研究人員。

目標“降下來了”

紅樹林作為一種重要的濕地類型，對維持生物多樣性、防風消浪、固碳、凈化水體均有重要意義。2004年印度洋海嘯中，茂密的紅樹林讓印度漁村瑟納爾索普的住戶免受侵襲。中科院華南植物園2014年的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紅樹林濕地年固碳量為700萬噸。

根據《行動計劃》提出的目標，到2025年，全國紅樹林營造和修復總面積將達18800公頃，其中，營造紅樹林9050公頃，修復現有紅樹林9750公頃。

“總體上比較接近實際”，廈門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教授王文卿表示。

根據先前的《全國沿海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規劃(2016—2025年)》，紅樹林人工造林面積為48650公頃，其中前期安排26758公頃，后期安排21892公頃。但王文卿告訴《中國科學報》，實現該目標的一大瓶頸是“沒有那么多地”。

完整的紅樹林濕地生態系統包括有林地(通常所指的紅樹林)、灘涂、潮溝和淺水水域。保護修復工作也應以整個生態系統的健康為準繩。如果將紅樹林外的灘涂都種上樹，不僅樹難以成活，灘涂原本的生態功能也會受影響。

王文卿表示，基于前期論證調研，《行動計劃》的制定充分聽取了有關專家建議，確定的保護修復目標更切實可行。

《行動計劃》中，按地方年度紅樹林造林合格面積的40%，自然資源部會給予新增建設用地計劃指標獎勵。王文卿表示，這對提高地方紅樹林保護與修復積極性非常有好處，也充分體現了我國政府對紅樹林修復的重視程度。

可持續利用仍須關注

王文卿還提到，按科學修復原則，《行動計劃》轉變了增加紅樹林面積的主要方式，側重點從先前的灘涂造林轉變為保護區內的養殖塘清退。粗略估算，我國紅樹林保護地內的養殖塘總面積接近1萬公頃。

“這屬于歷史遺留問題”，王文卿表示，有些魚塘在成立保護地以前就存在，個別紅樹林自然保護區內的魚塘還被劃入基本農田保護區。此類養殖塘的清退還未有先例，相關技術問題、補償金、養殖戶轉崗等問題需要考慮如何解決。

此外，王文卿強調，紅樹林保護修復工作還應注重可持續性，將紅樹林修復與生態養殖、生態旅游等結合，將“綠水青山”及時轉變為“金山銀山”。

《行動計劃》還將外來物種入侵作為紅樹林保護修復工作中的重點難點。對此，廈門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教授張宜輝表示，這一舉措是基于對中國紅樹林現狀的準確認識。

“濱海濕地是單位面積上生態服務價值最高的生態系統類型，也是極易被外來生物入侵的生境類型。”張宜輝介紹，互花米草自1979年入侵中國以來，在我國沿海所有省份均有分布。在東南沿海，也就是我國紅樹林分布的主要地帶，互花米草正在逐步侵占原生紅樹林，形成跨9個緯度的交錯帶。

張宜輝表示，生物控制法是國內處理互花米草的主要方式之一，即在明確互花米草入侵特性的前提下，利用紅樹植物替代互花米草。開展有害生物調查和風險評估及防控、建立有害生物監測預警及風險管控機制等內容也被列入《行動計劃》中。

管理培訓亟待補缺

紅樹林濕地生態系統演進過程緩慢，其保護修復也是一項長期工作。以張宜輝等人關于外來入侵物種的研究為例，探究近20年來“草進林抑”現象的過程和機制需要長時間、大范圍地野外觀測和對比研究。

此前，為完成互花米草入侵種群最大規模的溯源，張宜輝等人從分子標記、種植園實驗入手，逐步找到互花米草有性繁殖性狀發生遺傳分化和適應性進化的證據，并找出不同性狀的適應策略。

盡管國內紅樹林面積在增加，但局部退化問題仍然突出。在某些地方，紅樹植物規模性死亡導致的退化時有發生，生物多樣性下降、病蟲害問題日益明顯，污染、過度捕撈等問題依然存在。

對此，王文卿表示，生態修復關鍵是對癥下藥、做到精準修復。而明確紅樹林的退化原因，恰恰需要科學、長期的跟蹤監測。

《行動規劃》中，完善現有監測體系、掌握動態變化、實施修復全過程跟蹤評估等被列為具體行動內容。王文卿指出，這些舉措都是尊重科學的體現。盡快提高紅樹林保護、修復與管理相關人員的科學文化素養，開展針對性的培訓，是當務之急。

“目前不少地方的紅樹林保護修復，照搬陸地生態系統的模式，沒有把握紅樹林濕地生態系統的特點。”王文卿表示，其匯總的40余個紅樹林修復設計方案中，大部分把“自然恢復為主，人工修復為輔”作為修復原則，但具體方案中，“自然恢復”基本沒有體現。另外，他還談到，我國現有科研評估、經費投放、政績評估等體系均不利于自然修復，“這使得我國紅樹林的自然恢復成效一直得不到正面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