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俊生：以全局思維推進社保制度創新

　　無論是費改稅之爭，還是醫療保險經辦主體之爭，很大程度上都表現為部門利益之爭。因此，我們要實現理念戰勝利益，即限制權力、權力制衡與權力知止。

　　對于如何評價中國過去的改革和指導未來的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曾有非常多的爭議。

　　其中有兩種觀點影響深遠：一是中國模式論，認為中國過去的改革開放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在于中國模式，其特點是強大的政府干預和國有經濟主導，不同于西方自由競爭和私有企業制度。

　　二是改革失敗論，認為中國過去的改革開放是失敗的，當前的種種社會矛盾是市場化導致的，是企業家造成的，30多年市場化的改革取向是錯的。

　　上述兩種觀點表面對立，但本質相同，即都反對市場化導向的改革，都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場的邏輯。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經濟體制改革。這也就意味著，政府的高度干預和國有經濟主導不僅不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原因，恰恰相反，它們是中國社會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現象的重要原因。

　　從中國過去60年的經濟增長走勢中，我們能夠發現三個重要的拐點：一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國市場化改革開始啟動。二是鄧小平南巡講話，市場化改革重新啟動。三是加入世貿組織，進入以開放促進改革的新時期。

　　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要避免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態和政策所阻礙，必須堅持全局思維。第一，堅持市場化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二是減少政府控制和干預。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三是實現法治。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在社會保障領域，我們同樣要堅持全局思維，超越觀念之爭、部門之爭和利益之爭。無論是費改稅之爭，還是醫療保險經辦主體之爭，很大程度上都表現為部門利益之爭。因此，我們要實現理念戰勝利益，即限制權力、權力制衡與權力知止。

　　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障覆蓋面快速擴大，其發展動力主要是行政的強力推動與財政補貼撬動需求。但這種數量擴張模式帶來至少兩個質量問題。

　　第一，對參保人的服務質量有待提升。制約質量提升的體制與機制因素主要是分權不足。一是縱向分權不足。地方政府在縱向的同中央政府的權力結構中獲得的合法權力空間不夠，難以釋放地方治理能力和滿足當地公民需求;二是橫向分權不足。政府在獲得合法性權力空間的基礎上沒有向與公共部門平衡的市場和社會分散公共服務功能。

　　第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適應性有待提升。高費率與高費基使得企業與個人壓力大。對一些地方的調研表明，一些地區社會保險繳費占企業平均人工成本的20%以上，已經成為企業成本增加的重要因素。同時，高繳費負擔也降低了個人的繳費能力，直接導致了大量斷保。

　　因此，為了提高社會保障服務質量與降低管理成本，必須進行體制與機制創新。要實現縱向分權，即責任主體逐漸下沉，不斷松綁。同時，要實現橫向分權，先體制內分權，再向體制外分權，先管辦分開，再向市場和社會開放競爭。

　　另外，要降低社會保障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可能副作用。一直以來，理論研究與實踐部門注重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提升和保障水平提高，而對其可能的不利后果考察不夠，對社會保障的經濟適應性缺乏系統的審視。為了實現社會保障的可持續性發展，必須評估其經濟適應性，研究宏觀層面的適度水平以及微觀層面的企業社會保險負擔。要在政府責任回歸的基礎上有效降低社保費率，降低企業和居民的負擔，增加經濟自由與活力。

　　布坎南曾區分了規則的選擇與規則之下的選擇。對于社會保障，我們不僅要在既有的規則之下選擇，更需要思考規則本身的選擇。我們要像巴斯夏那樣，認真探究目前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即需要作這樣的選擇：是追求當下的好處，不管隨之而來的巨大的壞處，還是寧愿冒當下小小不幸，追求未來的較大收益。

　　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樣，我們要將更多的財富留在企業、留在民間、留給個人，讓公眾“把自己的錢花在自己身上”，通過市場機制解決最基本的保障。同時，鼓勵公眾“把自己的錢花在別人身上”，通過慈善等方式將在自利與自愛之外的有限的慷慨發揮到極致。同時，要審慎發展本質上“把別人的錢花在別人身上”的強制性社會保險，并通過法治杜絕在這個過程中有可能出現的“把別人的錢花在自己身上”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