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源地豈能背著“包袱”去保護？

　　陜西南部漢丹江流域(以下簡稱“陜南地區”)包括漢中、安康和商洛3市，是我國南水北調中線源頭丹江口水庫的主要水源地。這一區域注入丹江口水庫的水量占水庫來水總量70%左右，生態功能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十二五”以來，陜南地區不斷加大生態環境保護力度，取得明顯成效，切實保障了南水北調水源安全。

　　為推進陜南地區進一步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實現南水北調水源長期安全，確保一江清水送北京，積極推行生態補償，促進這一區域經濟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已是勢在必行。

　　陜南地區為南水北調水源保護支付了巨大成本

　　近年來，陜南地區全面加強環境保護工作。

　　一是推進產業轉型升級。以總量減排和重金屬減排為抓手，加大小化工、小冶煉等落后產能淘汰力度，大力發展現代中藥、生態旅游、綠色產業等。

　　二是加快生活污染治理設施建設。目前陜南3市已基本縣縣建成污水處理廠和垃圾處理廠，其中污水處理廠26個、垃圾處理廠27個，顯著減少了污染物排放。

　　三是加大工業污染源治理力度。加快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關停排污不達標企業，積極開展清潔生產審核，持續開展涉重金屬企業環境整治，污染物達標排放率不斷提高。

　　四是推進農村環保。開展農村環境綜合整治，推進農村飲用水水源地、集鎮污水處理設施和村鎮垃圾填埋場等工程建設，加強畜禽養殖污染治理,維護農村環境安全。

　　五是加強生態保護。積極落實封山育林、退耕還林、退牧還草、水土保持和生態移民等政策，加大生態保護力度，切實維護區域環境安全。

　　為推行以上工作，陜南地區投入了巨大的經濟社會成本，其中僅生活污染治理設施建設一項，就計劃投資39.25億元，目前實際已完成投資34.3億元。

　　陜南地區當前的環境保護模式難以為繼

　　當前，陜南地區科學發展水平依然較低，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依靠高投入推動環境保護的模式已難以為繼。

　　一是生態環境保護壓力增大。近年來，面源污染日益成為漢丹江流域水環境安全的隱患。據不完全統計，陜南地區農業生產每年施用化肥和農藥達30萬噸左右，通過地表徑流輸給河流的氮、磷、鉀和有害物質占水污染因子50%以上的比例。

　　二是環境保護投入嚴重不足。目前，陜南地區水土流失治理成本已達50萬元/km2以上，但國家給予的補助經費最高為25萬元/km2左右，遠不能滿足治理需要。此外，污水和垃圾處理費遠低于市場平均價格，造成已建成的生活污染治理項目經費入不敷出，難以保障穩定運行。

　　三是環境保護資金匱乏。陜南地區地方財政自給率在30%以下，環保投入十分有限。此外，環境保護、水土保持、南水北調等渠道的投資未進行整合統一管理，有限的投資很難實現環保效益最大化。

　　四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難以兼顧。陜南地區70%的縣是國家級貧困縣，人均GDP不足5000元，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加快經濟發展，脫貧致富奔小康，既是當地人民的強烈愿望和合理訴求，又是當地政府的首要任務和中心工作，但發展的沖動必然會給環保帶來更大的壓力。

　　如何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在建設生態文明進程中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這一難題亟待破解。

　　推進生態補償，實現陜南地區可持續發展

　　為確保南水北調水源安全，近年來，陜南地區已經犧牲了不少發展機會和地區利益。為切實保障陜南地區人民群眾的發展權益和切身利益，構建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南水北調生態安全屏障，必須加快推進生態補償的步伐。

　　一是進一步完善主體功能區劃。從國家生態安全戰略全局出發，突出國家主體功能區劃中陜南地區的主體功能定位，構建發展、保護和生態補償體系，強化陜南地區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功能，依法保障當地的發展權益。

　　二是構建多層次生態補償渠道。在退耕還林、退牧還草、天然林保護、生態移民、污染治理等項目和資金支持中，對陜南地區重點傾斜;對環境友好型和資源節約型產業、企業，給予財政、稅收、信貸等優惠和支持;探索實施南水北調受益地區對陜南地區支付的生態環境保護成本予以補償，促進生態恢復和生態建設。

　　三是明確生態補償范圍。結合陜南地區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現狀，把淘汰落后產能、生活污染治理、生態移民和扶貧開發等改善民生項目作為生態補償重點，加大資金補償比例;兼顧產業轉型升級、工業污染源治理、生態和農村環保、環境監察監測能力建設等項目，實施資金補償，加大技術轉移和技術支持力度。

　　四是建立、完善生態補償機制。加快建立生態環境質量評估、生態環境保護投入成本核算、生態補償資金分配使用、生態補償資金使用審計與績效評估、生態補償執行監管、生態補償談判會商、生態補償糾紛仲裁、生態功能區上下游信息共享等機制，實現生態補償的規范化、程序化、精細化，切實發揮生態補償的環境、經濟和社會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