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放棄！癌癥患者DIY多肽疫苗，尋求生的希望

 　治愈癌癥的希望和等待

　　但是對某些患者來說，科技進步離救命還有一段漫長的等待。

　　2015年，挪威的Vlad先生被診斷為肺癌，經過幾個月的手術、放療和靶向藥物治療，并沒有延緩腫瘤的生長。癌細胞擴散到他的大腦，醫生宣布他只剩下幾個月的時間了。

　　Vlad的妻子Elen的弟弟Jo是一名IT工程師，他偶然在網絡上看到一篇學術論文。這篇文章報道了在中國進行的一項小型研究，一種實驗性的免疫療法使一名85歲的肺癌患者產生“快速而顯著的腫瘤消退”。這是一個只有1名患者參與的非常早期的臨床研究。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醫學知識已經從科研機構和學術期刊的孤島中釋放出來。人們可以方便地查閱信息，能跟醫生查到一樣的信息。醫學文獻里充滿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案例，用藥后腫瘤突然萎縮，終末期疾病奇跡般地逆轉。

　　除了查閱資料參與自我疾病的治療過程，現在全球還有無數的在線社區，患者間可以互相交流和分享治療心得。一些罕見病的患者團體甚至開始資助關于自己所患疾病的學術研究和藥物開發。

　　自制的多肽疫苗

　　2015年3月，挪威的Dyame女士被診斷為IV期肺癌，年僅30歲。她的丈夫Lars Sorass的弟弟是一名醫生，他通過互聯網全球搜索有希望的治療信息，最后聯系上一名德國教授，他正在進行一個名為“個體化多肽疫苗（personalized peptide vaccine）”的研究項目。Dyame女士定期去德國進行多肽疫苗注射。經過治療，Dyame女士目前病情穩定。她的家人在Facebook上記錄了整個治療過程，最終吸引了一批患相同疾病的患者。

　　Elen和Jo就是在患者社區里看到了Dyame女士的案例，從而對多肽疫苗產生信心。他們想要走Dyame女士的這條路。

　　無獨有偶，今年7月份，《自然》雜志發表了兩篇關于“個體化癌癥疫苗”的重磅研究成果。其中一篇來自德國緬因茲大學Ugur Sahin教授的團隊。針對不同腫瘤患者的突變，研究人員為他們分別定制了個體化癌癥疫苗，在黑色素瘤患者的臨床試驗中大獲成功！13位患者接受疫苗后，8人腫瘤完全消失并且23個月內沒有復發，其他5名患者接種疫苗時腫瘤已經擴散，當中2人出現腫瘤縮小，其中1人接受PD-1抗體藥物后腫瘤完全緩解。

　　Elen和Jo給免疫療法的研究人員寫信，得到的建議是文獻中提到的多肽疫苗可能對Vlad的癌癥有效，而且與他的HLA類型也匹配。HLA是一種基因型，對免疫細胞識別和攻擊腫瘤十分重要。

　　不過，要得到研究人員的幫助需要等很長時間。畢竟，Ugur Sahin教授花費了三個多月的時間來研發出個體化疫苗。

　　但是Vlad每況愈下。不能再等了。

　　于是，他們走向了可能是終末期患者會走的極端——給自己治療。

　　起初Elen和Jo猶豫不決。因為多肽疫苗會有潛在的副作用，可能會引起嚴重的過敏反應。雖然有各種未知的風險，Elen還是決定放手一搏。因為Vlad正在垂死邊緣，他們的兩個孩子即將成為孤兒。

　　后來，在科學界和患者社區的許多人的幫助下，他們找到了一間實驗室，可以根據提供的序列合成多肽，費用大約1000美元。他們下單訂購了這些肽，同時在藥房里買了磷酸鹽緩沖液，用來溶解肽。他們還買了有助于提高疫苗功效的佐劑。最后，他們收到一個充滿白色粉末的小瓶，小心地包裝在一個泡沫塑料盒子里。

　　Elen在醫院工作，她是一名護士。按照提供的說明書，她在一間實驗室里，完成了把這些東西混合在一起的操作。

　　Vlad從今年8月開始接受這種自制的多肽疫苗注射，每周一次。在發現沒有嚴重副作用之后，他們松了口氣。現在Vlad的病情穩定。但是他同時還接受了靶向治療。

　　每一個堅持的人都是了不起的

　　除了不可預計的風險，自制多肽疫苗的效果也同樣不可預期。

　　美國癌癥協會臨床研究與腫瘤學主任Susanna Greer表示“這樣DIY的方案有效的概率渺茫”。的確，許多相關研究顯示，單個肽不太可能減緩癌癥的發展。單個肽僅僅針對腫瘤中的一個氨基酸突變序列，但是目前許多正在進行的臨床研究結合了幾種不同肽，同時靶向多種不同的腫瘤突變序列，以觸發更強的攻擊。另外，肽疫苗往往需要與其他治療方法相結合才能發揮效果，而現在，科學仍然在確定與其他治療方法的最佳組合。例如，一個有潛力的途徑就包括多肽疫苗與PD-1抑制劑協同使用。畢竟，挪威的Dyame女士接受的多肽疫苗比Elen自制的疫苗要復雜得多，而且她同時還接受了其他療法。

　　但是，越來越多的主流醫學認為，當一個人的生命垂危時，他們應該有權接受高風險的療法。上個月，美國參議院一致批準了一項法案，允許終末期病人獲得經過人類初步測試、但尚未獲得FDA的批準的實驗性藥物。37個州已經通過了類似的試用法（right-to-try law），其中一些法律甚至允許有嚴重而不是終末期疾病的患者試用實驗性藥物。試用法源于20世紀80年代的艾滋病毒流行期間，當時人們對HIV病毒研究知之甚少，被診斷的艾滋病患者會通過非法途徑獲得實驗藥物。

　　一部著名的電影“達拉斯買家俱樂部（Dallas Buyers Club）”還原了這個時代背景的故事。上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達拉斯市的Ron Woodroof在很偶然的情況下發現自己患上艾滋病，生命只剩30天。為了活下去，他開始研究各種抗艾處方和替代療法，延長自己的生命。Ron不僅自己試藥，努力求生，他還成立了一個叫做“達拉斯買家俱樂部”的地下組織，為艾滋病人提供更多“非常規療法”，拯救成千上萬面臨同樣境遇的人。Ron最終在1992年9月去世，離他被告知只剩30天可活已經過去了2557天。

　　接受自制的多肽疫苗時，Vlad的癌癥已經擴散到大腦，令他不能移動。Elen和Jo希望這種疫苗可以阻止他的癌癥擴散，但是他們擔心為時已晚。

　　盡管如此，Elen仍然相信并且期待多肽疫苗能挽救丈夫。就像另一名晚期肺癌患者說的， “我需要知道，即使走到盡頭，我也已經盡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