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生物DNA價值突顯共享海洋生物遺傳資源

水母是DNA已被申請ZL的上百種海洋生物之一。圖片來源：PASQUALE VASSALLO/GETTY IMAGES

生物遺傳資源被認為是繼石油之后又一戰略資源。占世界海洋面積2/3的公海，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和尋找有價值基因的公司。

一家跨國化工巨頭巴斯夫公司擁有13000個海洋生物DNA序列的近一半ZL。目前，這一數字正在推動聯合國展開一項極具爭議的談判：如何公平地管理在公海上收集的基因的開發。這次談判的首要目標是制定一項保護公海生物多樣性的新協議。

深海生物DNA價值突顯

海洋生物DNA的第一個ZL于1988年獲得。從那時起，300多家公司、大學和其他機構聲稱擁有862種海洋物種的序列。

深海區域終年黑暗，壓力大，水溫低，氧含量低，食物極度貧乏。為了適應深海極端環境，深海生物往往會將其DNA序列中抗壓、耐饑餓、耐低溫、特殊求偶信號等基因表達出來，以應對特殊環境。毫無疑問，業界對DNA序列的追捧源于海洋生物的潛在價值，尤其是這些深海環境中的生物。

“深海生物的這些基因在一般的陸地、淺海生物中不存在或者不表達或者不完全表達。這些DNA信息是地球生命基因庫的重要組成部分，將為生物制藥、基因治療等提供重要借鑒。”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員李新正說。

不僅如此，這些DNA可能有助于創造更好的化學品、化妝品和農作物，具有極高的商業價值。例如，深海熱液噴口中發現的蠕蟲基因現在已被用于化妝品。之前提到的巴斯夫公司還為其他蠕蟲DNA申請了ZL，該公司認為這些DNA有助于提高作物產量。

但是，直到上世紀80年代，人類尚未意識到深海蘊藏著豐富的生物資源。于是，1982年制定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海洋法公約》）只對礦物資源作出了規定，因為那時人們還認識不到深海生物的巨大價值。這也為爭奪公海生物資源埋下了伏筆。

DNAZL還將存在一段時期

《海洋法公約》規定，公海自由包括捕魚自由、科學研究自由。在“公海自由”的原則下，所有國家都應保證獲得公海生物的基因信息。李新正表示，單純將檢測出的公海生物DNA序列申請ZL，以阻止其他組織和個人研究利用的做法并不合理，研究方有義務將獲得的基因序列放進公共數據庫中，供全人類研究利用。目前，他們的團隊已經將測出的基因序列放到公共數據庫中。

而此次巴斯夫公司表示，其5700個序列中的大部分都是在公共數據庫中找到的。

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員林強認為，目前國際上一些ZL公司或機構往往是從ZL本身的創新層面和技術層面判斷ZL的價值，很難兼顧人類公共資源的利益和權益，這對整個人類社會和文明的進步是毫無裨益的。

以此ZL限制其他國家或科研團隊進行海洋生物勘探，這一做法的潛在不公平性躍然紙上。為解決這一問題，一項有影響力的提議認為，應該允許各國尋找公海基因，但要求它們公布所發現的序列。研究方可以選擇暫時將序列保密，以便能夠申請ZL，前提是它們向一個國際基金捐款，該基金將支持較貧窮國家的海洋研究。

李新正表示，長遠看，研究方支付資金給基金或許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案。“實現公海生物資源公平共享，需要制定合理的公約、法律，以便大家嚴格遵照執行。”他說。

那么，制定公海生物資源開發利用的國際條約，是應該追求“機會均等”，還是強調“結果公平”？對此，華東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副教授張磊認為，要求“結果公平”是異常困難的。比較務實的方法是，在起步階段將國際條約的主要目標設定為“機會均等”，同時盡力為“結果公平”創造條件。他同時表示，在這個問題上，發展中國家不應過于理想化。

公海保護區或將影響科研的進行

公海是很多生物的最后保護地，目前已有一些國家率先建立了若干個公海保護區，以避免特定生物物種瀕危或滅絕。李新正認為，我國也有必要設立公海保護區，例如針對諸如珊瑚礁這類生物多樣性豐富而脆弱的區域。

據悉，聯合國下一步將就上述爭議問題展開談判，并著重討論建立保護區的具體事宜。例如，一旦建立起保護區，則該區域內的捕撈和開發活動將受到限制或者被禁止。而這必然會對科學研究帶來一定影響。

林強表示，拋開保護區禁漁等政策方面的規定，單純的科學研究往往只采集少量樣本，不會對海洋生物多樣性造成影響。

此外，業界也表達了擔憂，如果不斷有像巴斯夫這樣的公司聲稱從公海獲得有價值的遺傳信息，那么其他沒有從公海“獲益”的國家就沒有動力去保護這些水域。張磊表示，公海保護區并不是將特定海域的生物資源交給一個國家“所有”，而是交給若干國家共同“維護”，同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公地悲劇問題，但這些國家必然有認真養護生物多樣性的意愿。

林強則認為，在公海設立保護區存在暗示海域專屬權益的可能，在人類對公海影響的程度尚無法科學預判的前提下，使公海與人類完全脫節同樣存在風險。未來，在公海設置保護區對海洋部分區域生物多樣性的影響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