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國家教育特區”難仿“經濟特區”

　　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周洪宇近日建議，仿照“經濟特區”的做法，由中央確定“國家教育特區”，賦予一系列權利和優惠政策，允許這些區域在全國推進的教育體制改革試驗中先行先試。

　　“先行先試”，本就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下文簡稱《綱要》)確定的教育改革推進思路，去年底已啟動10大任務500項改革的試點。而建立“國家教育特區”，對一系列改革進行集中試點，無疑可為教育改革的整體推進積累更全面的經驗。為此，這一建議得到不少輿論的呼應。

　　我贊成“先行先試”，畢竟我國教育人口眾多，教育問題錯綜復雜，統一推進會有諸多難題。進而，辦“教育特區”，也有其現實意義。但是，辦“教育特區”，很難仿照辦“經濟特區”的做法，而必須考慮教育改革本身的特點。總體看來，《綱要》已經倡導改革，包括大學自主招生、取消學校的行政級別、建立現代學校制度等等，可在具體推進中，到處是不想改的阻力。教育改革有受制度局限的問題，因此要放權給地方大膽教改;同時，教育改革還有地方政府愿不愿意真改的問題，因為教改對地方政府來說也是一個放權的過程。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教育特區”如真成為“特區”，區中的學校，應當自主辦學、建立現代學校制度，這就牽涉到大學的自主招生、自主設置學科、專業，取消學校的行政級別，轉變校領導的選拔任用機制，調整財政撥款方式，在中小學內實行民主管理，發揮教師委員會和家長委員會作用等等教育體制改革，對此，不知有哪個省市愿意主動成為特區?筆者對比了國家版教改《綱要》和地方版教改《綱要》，在教育制度改革方面，地方版普遍保守，一些關鍵改革，根本提都沒提。

　　依照《綱要》精神，教育體制改革的核心是“中央向地方放權，政府向學校放權”，而在學校內部，則是學校行政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放權。地方辦“教育特區”，無疑是爭取中央向地方放權，可是，地方政府獲得權利之后，會否向學校放權，而學校獲權之后，又會否向教師和學生放權呢?

　　現實其實已經有了初步答案，地方政府和學校主動向教師和學生放權的可能性很小。就拿已經試點9個年頭的大學自主招生改革來說，試點學校擁有了一定的自主權，然而，學生的選擇權一點也沒增加，反而增加了考試成本和考試負擔。再看已經啟動的500項改革試點，很多教育人士對試點效果不樂觀，因為有不少試點單位和地區，想的是獲得怎樣的權利和優惠，卻沒想到怎樣對自己也“革命”。

　　辦“經濟特區”，獲得中央賦權和優惠條件，能解放生產活力，尋求經濟的快速發展，而辦“教育特區”，再按這樣的思路，就可能變為一些地方和學校利用某些權利和優惠，去做教育產業，比如，招生規模，是不是不受限?辦多種層次的教育培訓，是不是少管一點?學校與國外大學合作，是不是可以更大膽等等。也就是說，關注點會集中在教育利益領域，而可能對制度問題并不樂意涉及。在過去10年中，我國不少地區出現了規模浩大的大學城，在建設大學城時，各地都叫出響亮的口號，探索全新的辦學模式，可大家所見的是，沒有一地的大學城，出現了有新意的辦學模式。

　　“教育特區”對于地方政府來說，本質上不是獲得權利和優惠，而是對教育負責、拿自己率先“開刀”的改革膽識。如果以此來理解“教育特區”，從目前來看，很多改革，根本就不需要中央授權，地方政府在向學校賦權方面就可自主地大膽作為，具體包括：在本省市取消所有本地所管的大中學校的行政級別，建立新的校長遴選機制，調整政府撥款方式，建立地方教育撥款委員會對學校撥款，建立大學理事會治理結構，建立社區教育委員會參與中小學管理、決策的學校管理機制等等。

　　最近一段時期以來，公眾對南方科技大學的辦學很關注，有媒體報道，到現在為止，南科大的學校領導機構——理事會還未建立運作，理事會章程還未得到市政府通過，人才引進政策還不明朗等。這很值得大家深思。一方面，大家渴望南科大能獲得國家層面的認可;可另一方面，南科大自身的辦學問題，即舉辦者和辦學者的權力、權利關系、學校內部治理機制，卻并未建立。后一個方面，與是否得到中央授權幾乎沒有關系，作為舉辦者的深圳市，是完全可以明晰舉辦者、辦學者的權利與責任，學校的財政撥款方式的。

　　需要注意的一個事實是，對于成為“經濟特區”，地方政府有很強的改革積極性，而對于教育改革，是否有這么強的積極性和迫切性，卻很難說。教育改革在過去10多年中一直掛在各級政府官員嘴邊，但實質性的教改很少，一個普遍的看法是，體制內普遍缺乏教育改革的積極性和內驅力。因為無論從管理教育的官員，還是到學校的領導和辦學骨干，都是現行教育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才有從上到下，通過頂層設計推動教改的期待。

　　在這種情況下，“教育特區”如果作為一種試點，當是國家要求其改革，在賦權的同時，要求地方政府向學校放權，實現學校內部的行政權、教育權和學術權的分離。在筆者看來，如果要真進行教改，比這種試點方案更有效的方式，就是將教改措施提交各級人大審議，通過之后變為必須執行的教育法規。否則，極有可能出現教育權力最終還是掌握在行政部門的情況，不管采取項目試點還是“特區”方式，教改都難從權力中突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