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離婚分居與子女的精神健康

　　世界范圍內，越來越多的兒童因父母離婚或分居而經歷著家庭環境的不穩定，或承受著非婚生/同居生育的后果。在西方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上述現象最為常見；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相對少見，但也呈現上升趨勢。其中，非婚同居的穩定性不及婚姻；這種“折中”狀態在北歐及西歐尤其常見，降低了全社會的離婚率，但沒有降低單親家庭的比例。

　　在家庭變革方面，美國發揮了“帶頭”作用：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后期，美國的離婚現象即大幅增加，其次是非婚生育（同居或未同居）的激增。一二十年后，其他大部分西方國家的離婚率也開始升高，而亞洲國家也被卷入其中。今天，只有大約60%的美國兒童與處于婚姻狀態的生物學父母共同生活，這一比例僅略高于歐洲小國拉脫維亞，為世界第二低。

　　危害

　　一些人將家庭不穩定視為兒童所面臨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而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這一現象并不那么可怕，甚至有其積極意義，尤其是對于婚姻不幸福的女性或暴露于嚴重沖突的兒童而言。

　　研究明確顯示，父母離婚/分居與兒童青少年一系列適應問題風險的升高相關，包括學業困難（如學習成績差及輟學）、破壞行為（如品行及物質使用問題）、抑郁心境等。離婚/分居父母的子女也更容易參與高危性行為，生活在貧困中，自己長大后組建的家庭也經常不穩定。上述風險升高的幅度通常為50%-100%。

　　盡管大部分離婚父母的子女表現出了較好的復原力，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心理問題，但必須認識到的是，這些年輕人即使看上去健康，在某些特定場合也會深感痛苦和無助，包括擔心畢業儀式及婚禮之類的事件——這些情況下，父母雙方通常會同時出席。

　　為了克服潛在混雜因素對研究結果的影響，研究者使用了一系列手段，包括開展雙生子研究，以控制那些無法測定的環境及遺傳因素。這些手段的確降低了父母離婚對于后代精神健康受損的危險幅度，但并未消除這一因果關系。

　　大量研究還指出，很多因素作為橋梁，參與調節了父母婚姻不穩與子女精神健康狀況不佳的相關性；換言之，父母婚姻不穩可造成一系列問題，而這些問題進一步損害了子女的精神健康。基于與子女精神健康的相關性，這些因素由強到弱依次為有效養育較少、父母沖突、經濟困難、與雙親之一接觸有限（通常是父親）。因此，父母婚姻不穩并非單一的高危因素，而僅僅是連鎖反應的開始。

　　個體、家庭、種族及文化因素也影響著上述因果關系，不同家庭應區別對待。例如在美國，父母分居在白人兒童中造成的社會情緒問題甚于非裔或西班牙裔兒童。對其他婚姻形式的接納程度，以及“大家庭”支持系統的功能，可能與上述種族差異有關。

　　干預

　　理解家庭巨變及其對子女帶來的后果，對于各種醫療環境下的醫務工作者都很重要。例如，治療兒童患者的醫生可能會觀察到某些危險的苗頭（例如，孩子在父母離異后陷入抑郁），有時會被要求幫助兒童更好地應對家庭轉換，或直面離異父母關于兒童是否健康或需要治療的爭論。精神衛生工作者可以在父母咨詢或政策制定中扮演著關鍵角色，而學校也面臨類似的機遇和困難。

　　精神衛生機構內，父母分居的兒童及成人患者比例尤其高。大部分精神衛生干預以已知的中介因素為靶點，如養育問題或家庭沖突，試圖通過改善這些情況發揮療效。結構化干預可以提供養育方面的支持及教育，研究顯示此類手段可減少兒童的心理問題。遺憾的是，針對離婚家庭的精神衛生干預措施很少得到嚴謹的研究。

　　父母離婚/分居還可能帶來法律問題，包括孩子的生活狀態及監護權。就監護權而言，“對兒童最有利”是基本的操作原則，其中“最有利”通常指心理層面，而非經濟層面之類。無論愿意還是不愿意，精神衛生工作者及相關人員有時會作為專業鑒定人員出庭，參與監護權的審判。

　　除了對簿公堂，一些專業人員也在推進其他方式，如調解，即由中立的第三方幫助父母自行解決爭端。調解不僅可以解決矛盾本身，對于兒童而言還可以降低沖突水平，改善父母養育，并鼓勵父母雙方在兒童的生活中同時保持活躍。一項隨訪12年的隨機對照研究顯示，相比于訴訟，調解能夠帶來上述所有理想轉歸。另一項隨機對照研究則顯示，謹慎地讓孩子參與調解過程有助于提高調解的成功率。

　　盡管初步結果顯示出了一定的潛力，但調解及其他干預手段仍需要嚴謹的研究，因為一些看似好意的手段可能并無效果，甚至好心辦壞事，同時浪費了有限的資源。

　　相比于將孩子“判”給其中一方，共同生活監護權（joint physical custody）逐漸成為熱點，即由父母各自承擔25-50%的監護時間。在美國及很多西方國家，共同生活監護的現象正在增加，但在破裂家庭中的總體比例仍不高，不同國家在15-50%之間。一些父權團體正在推進“50/50監護權”，讓父親獲得與母親同等的監護時間。

　　盡管這一手段可能為很多家庭帶來獲益，但包括本文作者在內的很多專業人士都擔心，這種正確的解決方法可能會用在錯誤的父母身上——10%或以下的訴諸公堂的父母。其他一些擔憂包括幼童與依戀對象的分離時間過長，交通所占時間在監護時間中所占比例過高，監護時間是否必須精確對等，以及兒童的某些精神健康問題（如孤獨癥譜系障礙）或人格特點是否會導致共同生活監護不易成功。

　　結語

　　簡言之，有必要在充分考慮婚姻關系不穩對子女的危害、兒童復原力的角色及后果異質性的基礎上，探討有效的干預措施，包括政策上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