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工作者如果感受到中年危機或成轉機

　　人到中年，年事漸高成就不大，欲望不減精力漸衰，上有老下有小，各方壓力如洪流般匯聚，著實有些吃不消。“幸福學”的研究成果總是強調：人生的幸福大致遵循U型曲線——少年不識愁滋味，老人安享晚年樂，惟有中年人長期處于曲線的谷底，自怨自憐，最是悲苦。這種論調加重了中年人的心理負擔，讓他們自套枷鎖，常懷“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憤懣。但生活總得繼續，還必須強迫自己過得好才行。坦然面對中年危機，成為無法回避的話題。

　　埃利奧特雅克于1965年提出中年危機的概念。其在論文中強調，“在這一時期，我們須得直面自身的局限、各種受限的可能性以及注定死亡的命運”。盡管這一概念具有局限性，但絕大多數中年人卻極為高興地“對號入座”。很多人在中年危機的強大壓力下，往往選擇“鴕鳥政策”，不是直面危機帶來的不適，而是“不惜犧牲家庭和工作來換取跑車、植發和年輕女友”。一如糖尿病正在低齡化，中年危機的年齡限值有下移的趨勢，有些“80后”迫于生存壓力也開始感慨“過早步入中年危機”。但這些抉擇都算是“自愿掉入美麗的陷阱”，或許只是為自身不夠努力預設后路和強找借口，甚至“宣稱自己感受到中年危機”似乎成為這個快速變動的社會最時髦的“流行病”。

　　但中年危機沒有人們傳說的那么可怕。相反，如果深入了解中年危機背后蘊藏的潛在機會，焦慮與恐懼將被樂觀和期望所取代。特別是科技工作者，倘若能夠善待中年危機產生的違和感，極有可能燃起雄心壯志去重拾“未實現的期望”。因為，中年人“不再受別人的驅使，而是可以驅使別人”；中年人的掌控能力更強大；與年輕時動輒要改變世界的豪氣不同，中年人更注重幸福感、存在感、認同感以及超越感等內在感受。中年人不僅能從較為豐富的人生閱歷中變得更加理性而不至于異想天開，而且擁有其他年齡段所不具備的資源綜合優勢而不可能一無所有，同時中年危機的存在恰恰逼迫他們采取更為認真的態度規劃“人生的后半程”而不會輕易認命。從這個意義上回看中年危機的話題，或許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中年人的幸福感不可能很低，只是因為他們對于幸福的期望值一直未被完全滿足，所以才造成“中年人最不快樂”的假象。現實生活中，盡管中年人個個都在慨嘆“生活之不易，人生之艱難”，但很多人的感慨怎么聽都不像是哀怨之言，更像是“得了便宜還賣乖”的“裝x之論”，這或許是“中年沒有危機”的最好例證。瑞士蘇黎世大學的終身研究員亞歷山德拉·弗羅因德就坦然承認：“人到中年，生活是最充實的。我們在工作上取得許多成就，孩子們漸漸長大，我們很健康，比學生時代多了許多資產。我們的社交圈里亡故的朋友不多……我們很清楚自己的方向，不會再沒完沒了地懷疑自己。”弗羅因德的感受，對于很多中年人一點也不陌生吧。

　　科技工作者如果感受到中年危機，不要急于下論斷，或許那并不是危機，而是轉機。至于他會去向何處，與其所感受到的身體變化和心理癥狀沒有必然聯系，端賴其對待后半生的態度，決定于他是否愿意給自己一個“完美的交代”，這決定了科技工作者是否會陷入“中年危機”的泥潭之中無法自拔。

　　一方面，倘若年輕時專注于掙錢養家糊口而荒廢了學術研究，那么中年就是科技工作者成為名副其實的研究者的最后一次機會，他們尚能“卷起袖子，掄起胳膊”去追逐那個被耽誤了很久甚至快被遺忘的科學夢。特別是那些在物質基礎上早已遠遠超標者，更有“選擇的自由”。他們可以從繁雜的項目事務中解脫出來，也無需對抗通貨膨脹帶來的物價高企壓力，甚至能夠采用“金錢換時間”的策略，總之，只要他們想把時間投入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中，就總能找到時間去完成。問題的關鍵在于：是休閑享樂還是科學研究，才是這些已賺得盆滿缽滿的中年科技工作者最理性的追求？還是說，既然掙錢的基礎和條件如此之好，是否就“悶聲發大財”算了。反正，科研經費在當下的高校代表了一切。當然，如果人到中年還是沒有“錢”途，那就更得轉換觀念，既然一輩子都有可能與錢無緣，何不改弦易張，不再花大力氣伺候“錢老爺”，而是將精力放在鉆研學問上，畢竟很多學問與錢的關聯度并不大。更重要的是，當做學問已經練就高深功力時，“錢景”好壞恐怕就不那么重要了。

　　另一方面，中年是科技工作者實現“做自己”這一最高理想的最好時機，是完成“內生長”的前所未有的機遇。人到中年，不再像年輕人那樣虛幻地妄想，多年的摸爬滾打慢慢讓人開始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明白自身的“不全能”，開始懂得夢想必須與自己的潛能相結合，否則就是不折不扣的白日夢。至少他會徹底死心于成為“杰青”，因為對于大多數中年人而言，錯過的青春不可能再回頭，年輕時沒有那么杰出，這一輩子就永遠與“杰青”無緣了。就像新導演的處女座若是無法獲獎，那就永遠無法與“最佳新人導演獎”結緣一樣，是無法“U”型轉彎的單行道了。

　　高校應當注重科技工作者的中年危機，鼓勵他們盡快駛上人生的“第二跑道”。畢竟中年科技工作者是高校最為重要的中堅力量，他們對于工作的奉獻度和投入度不僅決定著個人的成就，更左右著那些莘莘學子的未來。一旦中年科技工作者開始“守成”、或心生厭倦感、或逐漸接受所謂“宿命的安排”，對于高校可不是一件好事，組織效率的下降自不待言，人力資源的“隱性浪費”更是驚人。

　　年輕時設定的人生期望，到了中年嚴重受挫，進而恐慌于“將碌碌無為地荒廢掉一生”，這或許不能稱為危機，而是“晚熟男人”開始真正想對自己的人生負責時所不可避免的初期的惶恐和不自信。一旦他們適應了“與危機感相伴”，反而會專注于更為充分地準備自己的后半生。就像查爾斯漢迪所說的那樣，盡早規劃人生的S型曲線，在人生開始從第一條曲線的峰值下落之前，就在第一條曲線的上升通道上尋找適合的接入點開始規劃未來人生，迎接“第二春”、“第三春”的到來。這恐怕是科技工作者不會長久迷茫于“中年危機”這一負面概念的絕佳解脫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