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領域供給側改革就是去產能嗎？

　　導言：必須指出的是，正確的事情與把事情做正確，完全是兩個問題。如果“去產能”是個目標，那么必須研究論證實現該目標的手段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否則“去產能”可能不能有效推動，而相應的經濟損失也會很大。

　　 隨著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能源行業供需不平衡、產能利用率較低的問題進一步顯現與惡化，突出地表現在煤礦產能與煤電容量方面。

　　▍煤礦產能方面，據專業統計，已形成的產能超過50億噸，而目前的有效需求在35-40億噸之間；

　　▍煤電方面，2015年其發電小時數進一步下降，同時超過2億千瓦的巨量機組已經核準或者在建。產能利用率的走低，微觀層面意味著項目經濟效益下降，投資回收期拉長，宏觀層面意味著資金與投資的浪費與低效，是一個需要解決的投融資與經濟效率問題。

　　要在任何現實的需求與需求增長條件下完全消化這種“過剩”的程度，在幾年時間（如“十三五”）是不可能的。“去產能”成為了一件“正確的事情”。必須指出的是，正確的事情與把事情做正確，完全是兩個問題。如果“去產能”是個目標，那么必須研究論證實現該目標的手段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否則“去產能”可能不能有效推動，而相應的經濟損失也會很大。

　　在經濟供給側改革（優化資源配置、僵尸企業退出）與需求側刺激需要并重的背景下，能源行業的供給側改革似乎又有簡化為淘汰“落后產能”的趨勢，“關停并轉”似乎成為簡單明了的“抓手”。如此，對以下幾個問題的討論就亟需提上政策議程。

　　“落后產能”的定義須充分透明

　　煤炭行業是產能過剩重災區，關于在煤炭行業關停超過一半的煤礦、淘汰“落后產能”的呼聲不斷，但關于“何為落后產能”的問題卻語焉不詳。筆者對此也不甚清楚，但知道以下特征不一定意味著“落后”。

　　▍虧損就是落后嗎？

　　虧損只是一個時間、空間狀態，可能經營環境一改善，就可減虧或者扭虧。而“會計”意義上的虧損對于企業長期的生存與退出也并沒有意義，因為投資是沉沒的，不在短期決策的考慮之中。企業如果能夠維持生產，其收益大于可變的流動成本，那么這種維持就是減少虧損，對社會有益，長期也潛在地存在著“容量”價值。

　　▍規模小就落后嗎？

　　這是缺乏邏輯的。“小而美”的案例很多見。之所以現實中存在那么多企業，而不是一個行業一個巨無霸，證明規模經濟是有邊界的。超過了這個邊界，企業“大”就不如“小”更有經濟效率。

　　▍能源效率低就落后嗎？

　　資源都具有稀缺性。節能在很多情況下并不是合理的，不需要優先，并且不節能的代價已通過價格得到了體現。典型如電解鋁廠，生產一噸鋁，需要耗電約一萬度，如果效率低10%，就意味著一噸鋁多支出400元。這種能源效率的差別已充分“內部化、私人化”了，不存在任何額外干預的理由。

　　一個西部靠著大江大河、電價便宜到需要棄水的電解鋁廠，在全社會經濟效率上，遠遠好于地處東部、具有世界先進水平能耗水平，但水成本、環境成本、電力成本高昂的鋁廠。能源效率，只是決定企業競爭力的一個方面而已。

　　因此，所謂“落后產能”并不那么顯見，需要充分定義，且要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從操作層面，明確“落后產能”的合理定義與標準，也是減少政府自由量裁的必要前提。

　　 “關停”的配套措施必須目標一致

　　上一個“五年”實施的巨大的“上大壓小”工程可以提供一個分析角度。靜態來看，“上大壓小”無疑提高了機組效率，使單位發電煤耗與排放都大幅下降。但動態看，這一煤電關停政策，代之以更大、更新的煤電機組，使得煤電機組變得更加年輕。

　　卓爾德中心測算顯示，2013年的煤電機組，如果沒有“上大壓小”，其平均年齡將接近10歲，而實施該政策后，機組年齡只有約8歲，這意味著機組將潛在運行更長的時間，“鎖定”的累計排放會更大。

　　因此，操作層面上，關停具有明確標準的“落后”產能，也必須輔之以“目標一致”的配套措施，不能重蹈“上大壓小”式產能擴張。如若以優化結構作為“關停”目標，那么新上的產能，不能是同一類型，而必須是具有長期增長必要性的產能（不能不說，這種判斷仍舊是困難的、風險很大的）。

　　“羊群式”的判斷不可信

　　近年來，對中國各種高耗能產品，以及煤炭，甚至能源消費是否達峰的討論非常熱鬧。從2014-2015年看，中國能源消費不只是“達峰與否”，而是“開始下降”了。但這對于說明長期的趨勢毫無意義。且由于這種“負增長”，使得“何為達峰”都需要重新界定。

　　以煤炭消費為例，如果其增長是完全平滑的，年增長率從高達10%一直下降到接近0%，那么可以清楚地講“煤炭的消費達峰了”。但現在的情況是，煤炭消費在2015年至少下降了4%。 未來重新進入上升階段（無論增長率多少，如略大于0%就有可能在未來若干年后創新高），現在來看是完全可能的。如此，“達峰”會經歷什么樣的過程？不如說“波動”更合適。

　　更進一步，未來政策選擇的基礎，不能基于高度簡化的判斷與預測，需要推出更有彈性的政策。在這方面，特別需要消除影響的是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思維慣性——先“認定煤炭要達峰”，然后設定“達峰的目標與規劃”，如果現實發展不符合這種目標或者規劃，就用各種行政手段去趨近目標（比如關停眾多仍未到壽命期的煤炭利用基礎設施），類似“理論不符合現實的時候，去修改現實”。

　　我國的能源管理，特別是能源規劃仍維持“猜測”需求（盡管這個需求本身完全可塑造），試圖通過控制供應來實現平衡的基本范式。這與市場短期與長期的平衡邏輯——依靠價格信號進行短期份額競爭決策，與長期市場與投資決策存在本質不同。

　　這方面，需要范式方面的根本改變。所以，還是討論研究一些更有價值的問題吧，比如如何建立各種能源間靈活充分競爭的機制與市場（而不是不具有任何時間與空間靈活性的“定位”），如何更有效率地、更具社會接受程度地減少燃煤污染與排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