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高明：發展有機農業不會導致糧食減產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以犧牲鄉村的自然環境和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糧食是在增產，但環境污染和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也接踵而來。”3月23日，在參與式保障體系研究會主辦的PGS沃野講堂上，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如是表示。

　　從2003年開始，盡管我國糧食總產量已經突破6億噸，實現“十連增”，但是現代農業過分依賴化肥、農藥、除草劑、添加劑、農膜等化學性生產資料的弊端已經逐漸顯現，并且開始越來越明顯地對環境產生嚴重影響。

　　就耕地質量來說，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的耕地肥力出現了明顯下降，全國土壤有機質平均不到1%。與之對應的是，國內的化肥用量及其增長速度驚人。

　　蔣高明說，國際公認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25千克/公頃，但目前我國農用化肥單位面積平均施用量達到434.3千克/公頃，是安全上限的1.93倍。上世紀50年代，國內一公頃(15畝)土地施用化肥8斤多，現在是868斤。這是過去的100多倍。

　　可是，這么多的化肥，并不意味著“物盡其用”。蔣高明說，這些化肥的平均利用率僅40%左右。其余的都被浪費掉，變成污染。除此以外，禽畜養殖業所造成的污染使得農業成為最主要的面源污染。

　　這造成了嚴重的雙重損失。一方面，過度施肥使得農業面臨嚴重的面源污染；另一方面，大量制造化肥，又產生嚴重的產能過剩。

　　蔣高明表示，每年國內工業化養殖動物所產生的27億噸的動物糞便，因為種養分離的緣故，使得這些有機肥料不能得到很好回收。“兩者的存在都是趨利的結果，但是最終受害的還是耕地與消費者。”

　　就其他農資而言，蔣高明舉例說，我國農藥的平均施用量13.4千克/公頃，其中有60%~70%殘留在土壤中。1990年，農藥施用總量約為70萬噸，20年后，這個數字已經變成了170多萬噸。每年我國約有50萬噸農膜殘留在土壤中，殘膜率達40%。這些農膜的存在，使得在15~20厘米土層形成不易透水、透氣的難耕作層。

　　除此以外，日益嚴重的霧霾也與農業有密切關系。由于氮氧化物是霧霾的元兇之一，而化肥的生產正好需要燃燒煤炭，又釋放了大量氮氧化物，農田里不能吸收利用的化肥也會以各種氮氧化物排放。當然，盡管明令禁止，但是仍然存在的焚燒秸稈也“貢獻”了霧霾物質。

　　也就是說，越是在農業資源短缺的情況下追求農業的增長，其結果就越會導致化學品等各種投入的增加，投入產出就越不合理，農業和農村也就越容易失去可持續的基礎，從而使我國農業已成為“面源污染最廣泛的行業”。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政府連年提高最低糧食收購價，即使農業糧食產量提高，但是相對來講，這仍然無法給農民帶來實質優惠。處于農業產業下端的農民失去種糧的積極性，撂荒成為最現實的選擇。兩湖、江浙以及廣東、四川等地，撂荒現象越來越嚴重。

　　蔣高明認為，長遠來看，發展生態農業將會是未來發展方向。

　　可是，發展不用化肥、農藥的有機農業，是否就意味著糧食減產，甚至如生物技術專家所言“搞生態農業會餓死人”呢？

　　蔣高明回應稱，現在的人們一直是圍繞種子做文章，而忽視土壤改良。現實實踐中，發展有機農業不但不會減產，甚至可以將低產田改造成高產田。

　　2006年7月，在山東平邑縣，蔣高明帶領科研團隊成立弘毅生態農場，摒棄化肥、農藥、除草劑、農膜、添加劑、轉基因6項不可持續技術，從秸稈、“害”蟲、“雜”草綜合開發利用入手，種養結合，實現了“低投入、零污染、高產出”的生態循環農業。

　　農場通過堆肥、深翻、人工+生物除草、物理+生物法防治病蟲害、保墑等措施，整合“禽糧互作”優勢，實現糧食增產，即利用生物多樣性與生態平衡原理，而非化學滅殺方法控制蟲草害。

　　4年后，原先的低產田已經被改造成高產田。分析2008~2010年度土壤主要養分含量，土壤有機質等指標開始恢復。這部分營養元素主要來源于牛糞養殖中的精料。

　　值得關注的是，困擾農業生產的雜草、害蟲，在農場也控制良好。從2008年起，弘毅生態農場就開始使用誘蟲燈。每盞燈害蟲捕獲從每晚最多9斤，如今下降到不足1兩。

　　蔣高明補充說，現代農業需要除草劑、殺蟲劑，且越用越多，但這并沒有從根本上控制害蟲和雜草，反而把有害部分留在土壤空氣中，大大減少了野生物種和鄉村生物的多樣性。

　　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蔣高明表示，真正的有機農業應該是環境保護的。不用化肥、農藥，就是要從源頭上倒逼農藥、化肥廠關門。對于這些，一方面政府應該干預，另一方面還要發動消費者和農民，進行有機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