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大學，“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學樣本？

　　10月20日，中國第一所民辦研究型大學——西湖大學在杭州正式宣告成立。清華大學前副校長施一公擔任創校校長，錢穎一為董事會主席，楊振寧為董事會榮譽主席。

　　從施一公在成立大會上的致辭能感受到，西湖大學作為國內第一所民辦研究型大學，將在多個方面突破國內原有的教育體制，開啟中國民辦研究型大學的試驗田。

　　西湖大學定位為“小而精、高起點、研究型”的大學，和當下國內很多高校追求規模效應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傳統大而全的高校可以傳授學生多方面的知識，但由于人數多，很難做到因材施教。相反，對于小而精的大學，學生人數少，可以充分挖掘每個學生的優點，揚長避短，促進其快速成長。同時，大學科研實力與人數并沒有直接關系。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全校學生只有2000人左右，但其每1000個畢業生中就能夠產生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是世界上諾貝爾獎獲獎者密度最高的地方，其大學排名也一直穩居世界前十。

　　在高起點方面，西湖大學的師資幾乎都是千里挑一，進入西湖大學任教的難度已達到國際一流大學的新進教師難度。傳統大學希望通過“人海戰術”獲得成功，寄托于20%的人特別突出，以彌補80%的人創新能力不足的漏洞。而在精英型大學里，每一位老師都能帶領自己的團隊在某個前沿領域的國際舞臺上大放光彩。

　　同時，西湖大學在建校之初就已經標上“研究型”。與國內其他大學不一樣，其招收的前幾批學生全部為博士研究生，沒有本科生。這一點與國外某些研究型大學的辦學模式相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工學院就是先招博士研究生，時機成熟后才招收少量本科生。這樣有利于學校引進的教師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建設自己的實驗平臺和人才隊伍，為“研究”打好基礎。

　　西湖大學“教師治學，行政理校”，在有效破除高校行政化痼疾方面作了大膽嘗試。“教授治學”是世界一流大學的通用法則，但在國內絕大部分高校都未得到真正實行。國內大部分學者都深知大學行政化對治學的不利影響。雖然過去10余年很多人呼吁去行政化，但至今切實執行的大學并沒有幾所。主要原因是在很多大學里行政化思想根深蒂固，改革時會碰觸部分人員的利益。因而，對采用原有體制的高校強行推動改革并不容易。西湖大學作為一所全新的大學，在建校之初就將這種治學模式植入“體內”，使其一開始就具有“讓教授、學者治學”的基因，這將為其今后快速發展奠定基礎。西湖大學的這種辦學模式也勢必對國內其他大學的治學模式產生影響，形成“鲇魚效應”，促進它們的改革。

　　西湖大學打破“唯論文數量、唯期刊影響因子、唯論文引用次數”的人才評價模式，將對現在國內絕大部分高校采用的“評價模式”形成沖擊。施一公在成立大會致辭中講到，“西湖大學將建設鼓勵創新的學術評價體系。無論是學術論文的數量和引用率，還是學術期刊的影響因子，都不會成為西湖大學學術評價的主要指標；在這里，對一位科學家的學術評價主要看其研究是否劍指相關領域的最前沿以及是否有實質性進展”。近些年中國高校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目前我國學術論文數量已穩居世界第二，未來幾年可能達到世界第一。但是，論文數量世界第二，不代表我國科研水平已經達到世界第二。在技術領域做第二能改變我國從無到有的格局，但是在科學領域只認“第一”的大背景下，只要研究工作有“跟風”性質，無論論文發表在何種高影響因子期刊，不論其獲得了多少次引用，其意義永遠低于最開始的“原創工作”。顯然，西湖大學的這種人才評價模式將對目前國內絕大部分高校采用的“評價模式”形成沖擊。這將促進良好學術生態的發展，讓真正“創新型人才”浮出水面，避免“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發生。

　　可以預見，西湖大學將在大學規模、高校治學模式、人才評價體制、學校經濟來源與支配方式等各個方面為中國教育界帶來變化。正如施一公所說“西湖已至，未來可期”，期待西湖大學早日成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也希望中國高校以此為契機推動改革，早日屹立于國際一流大學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