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千年來,人類,尤其是最貧窮的人口,倍受寄生蟲病的困擾。
北京時間10月5日17:30分,今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名單出爐,愛爾蘭科學家威廉-坎貝爾(William C. Campbell)、日本藥物科學博士大村智(Satoshi ōmura)以及中國藥學家屠呦呦(Youyou Tu)分享大獎。獲獎理由是“發展了一些療法,這對一些最具毀滅性的寄生蟲疾病的治療具有革命性的作用”。
不以牟利為目的
全世界有1/3的人受寄生蟲影響,特別是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以及中南美洲的人。
河盲癥和淋巴絲蟲病就是兩種由寄生蟲導致的疾病。河盲癥會造成患者角膜感染,最終導致失明。而淋巴絲蟲病會使患者慢性腫脹,造成終生的紅斑并致殘。從1970年至今,大約有三分之一居住在西非河邊鄉村里的人在成年之前有可能變成盲人,而世界范圍內感染淋巴絲蟲病的人也約有1億。
大村智長期從事微生物活性物質研究。1975年,他在一家高爾夫球場的土壤中發現了新種的放線菌,并成功分離出新菌株移植到實驗室;在默克醫療研究所任職的坎貝爾則從大村智手中收購了大批鏈霉菌菌株以探求其功效,并證明其中一個菌株對牲畜寄生蟲非常有效。這種活性物質被提純后,被命名為“阿維菌素”。
阿維菌素發現后,挽救了接近2億人的生命,根本上降低了河盲癥等疾病的發病率。“大村智專門研究貧窮所導致的疾病,他的獲獎是眾望所歸。”中科院上海藥物所副所長葉陽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只要諾獎頒發給寄生蟲病領域,大村智必是絕佳人選。
坎貝爾也是如此。他所在的默克醫療研究向惡性瘧疾流行的所有國家推薦以青蒿素為基礎的聯合療法。“諾獎委員會將大獎頒發給這一領域,說明其更多的是看重科學家給人類帶來的貢獻。”葉陽說,不管是瘧疾、河盲癥還是淋巴絲蟲病的研究,都是在為人類做貢獻,而不是以牟利為目的。
中國離諾獎最近的女人
屠呦呦分享了一半的諾獎獎金。早在2011年獲得拉斯克獎時,她便被稱為中國“離諾獎最近的女人”。
“獲得這個獎,甚至比獲得諾貝爾獎還要厲害。”在當時,北京大學教授饒毅就曾公開表示,“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的希望非常大,只是現在年齡太大了。”
作為一種古老的疾病,人類對瘧疾的記載已經有4000多年歷史。直到現在,全世界依然有有數億人感染瘧疾,每年的死亡人數依然接近百萬人。
在中國工程院院士李連達眼里,屠呦呦的工作則最大程度的彰顯了應用價值,推進了世界醫學的發展。
軍事醫學與藥物化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陳冀勝向《中國科學報》指出,屠呦呦的貢獻在于,創造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而這使得瘧疾的應對有了有效的解決辦法。
在屠呦呦參與工作之前,國內其他科研人員已經篩選了4萬多種抗瘧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藥,但沒有令人滿意的結果。屠呦呦決定從系統整理歷代醫籍開始。
《肘后備急方?治寒熱諸瘧方》中的幾句話引起了她的注意:“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屠呦呦用沸點較低的乙醚在攝氏60度的溫度下制取青蒿提取物,1971年10月4日,她在實驗室中觀察到這種提取物對瘧原蟲的抑制率達到了100%。
“屠呦呦是第一個‘拿出’青蒿素的人。”上海交大化學化工學院教授張萬斌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這使得后續的研究有了可能。
中國工程院院士張伯禮則將屠呦呦的工作稱之為“打開了一道門縫”,張伯禮說,大獎源自科學家們的群體努力,屠呦呦是群體中的一員。
獎后反思
反思,這是激動之后中國科學界提到的最多的一個字眼。
“人類還有很多無藥可救的疾病,而藥物的開發也不會帶來利潤。”葉陽說,隨著中國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應該加強在很多被忽視疾病以及貧窮所導致的疾病上的投入。“SARS以及禽流感等傳染病的爆發提醒人們,有很多疾病關系到國計民生。”
相比于中國,在日本,則有著專門的針對貧窮導致的疾病的研究機構以及來自國家層面的經費支持。“藥物無論是賺錢藥物和不賺錢的藥物都是人類的需求。”葉陽說。
“青蒿素的科學史在今天最大的啟示是‘扎實做事’。”饒毅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青蒿素是通過認認真真、扎扎實實的工作才發現的,這是屠呦呦得諾獎蘊含的最大的經驗教訓。
1972年分離出新型結構的抗瘧有效成分青蒿素時,屠呦呦甚至還不是副研究員。
“屠呦呦及其小組成員都不是天才,不是楊振寧、李政道式的有非凡才能的人。”饒毅說,他們認認真真、扎扎實實做研究,在機遇來臨的時候,能夠把握并把工作做好,沒有簡單放棄。
直到諾獎頒發的前夕,已經80多歲的屠呦呦還在實驗室工作,努力擴大青蒿素的臨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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