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顯示重金屬污染企業正在由南向北遷徙

　　“附近制銅工廠排出的煙氣，將很多村民的麥苗幾乎全部‘熏倒’。隔壁村的孫大哥承包了十幾畝楊樹林，煙氣一過，樹葉全部脫落，人急得眼睛都紅了。”

　　7月7日，在“河南新鄉重金屬污染治理研討會”上，新鄉大塊鎮小塊村的一位張姓村民不停地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訴說著重金屬污染給他們帶來的“災難”。

　　小塊村的遭遇并非中國重金屬污染的個案。從全國的角度來看，一場由南至北的重金屬遷徙正在中國大地悄然上演。

　　雖然重金屬污染相關防治政策的頻頻出臺，給公眾帶來了改良環境的美好期許，然而碧波下涌動的“暗流”卻讓重金屬污染治理的警鐘長鳴不止。

　　被重金屬污染的村莊

　　“這污水澆出來的小麥你們自己敢吃嗎?”

　　“不吃，都賣給你們了……”

　　今年3月26日，這則“幽默”的新聞報道，讓人們記住了河南新鄉大塊鎮小塊村。

　　如今，幾個月過去，當污水的記憶逐漸從人們的腦海中褪去時，村中潛伏的更大生存隱患——重金屬污染，卻在慢慢浮出水面。

　　國內環保組織“自然大學”的實地調查結果顯示，小塊村的重金屬污染主要來源于鉻渣堆、電鍍廠污水、工業廢渣、化工廠污水、廢棄干電池以及其他小型工廠的污染。

　　“現在有幾百噸的廢舊電池就在村里的河水中，有的甚至被直接扔到了村外。”張姓村民介紹說，之前倒閉的黃河化工廠給村里留下了幾百噸的鉻渣。2011年，國家進行了集中處理，將六價鉻(黃色)處理成三價鉻(綠色)，并進行了掩埋和覆蓋。但奇怪的是，處理過的鉻渣是黃色的，且掩埋的位置處于村民水源地上游一公里左右。

　　他還告訴記者，“十五六年前，村中要是有誰得癌癥，是大過天的事。現在，大家都不會感到很驚訝了。得肺癌的人很多，村中的癌癥患者正在趨于年輕化”。

　　然而，對于村中很多上了年紀的人來說，環保的概念還很陌生。他們所能感受到的，只有真切的痛苦。

　　“自然大學”志愿者張海燕認為，人們內心的不安已隨重金屬污染的加劇而與日俱增，如不覺醒，村莊終將在人類自己生產的垃圾中消逝。

　　由南向北的遷徙

　　改革開放初期，出于對經濟發展速度的追逐，廣東、浙江等沿海區域出現了大批的民間作坊和小型工廠，并由此成為重金屬污染的重災區。

　　“當時，全世界70%的電子垃圾在那里拆卸，然后賣掉，余下的電子原件又往往被處置不當。這也導致廣東、浙江兩省一些兒童的血鉛含量較高。”沈陽化工大學退休教授李慶祿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不過，國家政策的跟進，讓諸多違規企業不敢在南方長期扎寨。1996年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強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明令取締關停了15種破壞資源、污染環境、產品質量低劣、技術裝備落后、不符合安全生產條件的重度污染小企業。

　　面對強勢來襲的重拳，許多南方的重金屬企業并未坐以待斃，紛紛開始了各自的“北伐”之旅。河南、河北、東北三省、甘肅、內蒙古、新疆等地，成為新一輪的受難者。

　　新疆烏蘇市農技站專家馬勤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近年來，很多河南的企業出現在了新疆地區。“新疆和內蒙古都有個比較嚴重的思想誤區，叫做‘無工不富’。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泥沙俱下，許多重金屬污染企業也就乘虛而入。”

　　“目前，內蒙古境內煤化工產業盛行。盡管它們均通過了環評，但仍然存在一些違規操作的現象。”李慶祿還指出，由于交通便利、生產成本相對較低等因素，很多重金屬污染企業都集中于某些大中城市的城鄉結合部等“三不管”地區。

　　治理污染須拓寬眼界

　　多年來，對于重金屬污染，人們似乎已經習慣從技術的角度進行處理，而忽略了采用多元化方式解決的可能。

　　“我們應學會用經濟的方法去解決問題。”環保人士胡德強認為，可以通過推動環境立法，讓那些存在污染可能的企業強制參加投保，把保險作為治理污染的方法之一。當污染發生時，污染企業必須提供治理措施，或者讓環境恢復到某種可以治理的狀況，否則不予賠償，這樣就會對企業形成一種有效的制約。

　　“科學松鼠會”成員田不野則表示，重金屬污染治理并不是不可觸碰的頑疾，只要情況不是十分嚴重，都可以改變。比如，可以種上一些能適應重金屬的植物，將其變成生態觀光區。

　　“沈陽地區已將眾多污染企業集中于一處，將污水、廢棄物和有害氣體進行統一規劃處理。然后，將原污染地區重新利用起來，建成經濟技術開發區，避免資源浪費。”李慶祿向記者介紹了沈陽的成功經驗。

　　“歸根結底，重金屬污染的治理是個社會問題，考驗的是當代人的政治智慧和眼光。”李慶祿進一步指出，“不要忘了我們為什么而發展、為什么而建設。一旦本末倒置，那么我們的子孫后代必將為這些錯誤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