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賢土院士：周光召先生三次堅持送我出國學習

周光召先生格外重視青年人才培養。他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年輕人是國家和事業的希望，年輕人應當超過他們這一代。這表現出他對年輕人的熱切期望和對國家未來發展的關心。對我而言，他先后三次堅持送我出國學習，給我的成長帶來了很大幫助。

改革開放后不久，時任第二機械工業部九院九所所長的周先生就計劃送年輕研究人員出國進修，提高他們的學術水平，拓寬研究視野，更好地繼承和發揚已經取得的成果。

我是當時周先生選定的出國做訪問學者的六人之一。我們參加了出國人員英語考試，做好出國準備。但由于我所在單位是涉密單位，當時上級認為不宜派科研人員出國，所以我第一次出國訪學計劃就此夭折。

但周先生并沒有放棄這件事。1980年，周先生去歐洲、美國進行學術訪問和講學，他一邊講學一邊又繼續幫我聯系出國的事情。

在美國講學時，他通過李政道先生聯系了德克薩斯大學，希望介紹我跟隨當時國際著名的等離子體物理學家羅遜泊魯斯學習。羅遜泊魯斯答應后，周先生便要我寫好材料，然后托剛好去德克薩斯大學開會的何祚庥先生將我的資料帶了過去。但可惜的是，當時中美交流出現了波折，我的出國訪學計劃再次被擱置。后來，我在國外開會時碰到過羅遜泊魯斯，他對此事還感到很遺憾。

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不斷加大，我所在的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也感到，要進一步發展事業，必須要派研究人員出國學習。時任所長李德元便找到周先生商量。

1984年，周先生當時已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在繁忙工作中，他仍然記得要派我們研究所科研人員出國學習的事情，并且絲毫沒有因為前兩次的失敗而感到灰心，總是千方百計地尋找機會送我們出去學習。

1984年中國科學院成立35周年前夕，舉行了冷餐會。這期間，周先生又聯系到了應邀前來參加慶祝活動，且在美國馬里蘭大學從事空間等離子體研究的著名美籍華人科學家吳京生。周先生一見到吳京生就說：“我有這么一個人，希望你能夠幫忙，讓他出去開開眼界！”

隨后，周先生的夫人便親自給我打來電話，讓我把自己發表過的論文送到友誼賓館。當時周先生正去機場接專家，他回到賓館后便去取了我的資料。第二天，吳京生先生也在友誼賓館親自約見了我。見到吳先生后才知道，周先生已與他說好，要我去他那里作訪問學者。吳先生便向我介紹了他們研究組的工作，并且已經考慮好了我的研究問題。

有了前兩次的曲折經歷，這一次我本以為應是萬無一失了，但沒想到仍然是好事多磨。

當年我已經是副研究員，因為涉密太深，我的出國材料報送上級后再次受阻。一年零七個月以后，我終于接到了可以出國的通知。在得到批準后我才知道，在這期間，周先生還有王淦昌先生，一直在努力幫我想辦法，講了許多充分的理由，堅持送我出國學習。周先生等人的堅持幫助了我，也深深感動了我，使我感到有朝一日學成歸來，一定要為祖國貢獻我的全部力量。

周先生對青年人才的重視由來已久。他曾多次親自傳授知識，鼓勵大家精通業務。

我記得，20世紀60年代前后，我們單位分配來一大批大學畢業生，在大學里誰也沒學過與核武器有關的知識。為了彌補這些大學生知識方面的不足，周先生系統地給他們講課。周先生講課的特點是不用講稿，在黑板上推導公式，使大家能沿著他的思路走，物理概念講得很清楚，使人能很快抓住要點。他喜歡你隨時提問跟他討論。他思路很敏捷，善于抽象思維。有時我們問題提得不夠清楚，他也能很快抓住要點予以回答。

周先生也是一個非常開放、平易近人的人。第一顆原子彈研制完成后，大家又向著氫彈原理展開“猛攻”。這期間，鄧稼先先生和周先生等科學家充分發揚學術民主，鼓勵大家在學術上暢所欲言，每個人都可以暢想和探討氫彈的結構、材料和作用原理，剛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也能參加。周先生和年輕人一起研究、討論，與大家打成一片，絲毫沒有領導和大科學家的架子，我們也親切地稱周先生為老周。

在原子彈、氫彈、第一次地下核試驗、中子彈原理突破過程中，他不斷給我壓擔子，讓我挑重任，使我在重大國防任務研究中，得到了快速成長。我現在仍然懷念當時的學術討論氛圍。我想這大概是中國發展核武器理論獨一無二的環境。它也為我國大科學工程的發展提供了十分寶貴的經驗。

周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科學家，無論是在核武器物理還是基礎科學方面，他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他又是一位杰出的組織領導者，他憑借敏銳的觀察力、獨特的見解和果斷的決策，贏得了大家由衷的欽佩。我深深地懷念他，感謝他。

（作者系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原副所長、中國科學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