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國門并非拓寬視野唯一方法

當前，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

一方面，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部分個人經歷和學術背景各異的華人學者，通過中英文著作發表在國際上獲得廣泛認可，并成為享譽全球的頂尖學者，他們的成長經歷與體驗為我國高等教育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啟示；另一方面，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國際發展仍面臨諸多挑戰與困難，整體貢獻與國際影響力尚有提升空間，需繼續總結經驗，探索出一條培養頂尖學者之路。

在本文中，筆者基于對多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知名華人學者的深度訪談，希望探討這些學者產生和確立學術思想、走向世界，并實現國際學術成就的關鍵素質和路徑，以助力我國人文社科類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

知己之深厚

筆者采訪的學者出生于上世紀30年代至上世紀60年代，其中最年長者生于1930年。多位學者在回憶中均提到經歷戰亂、舉家遷移，戰爭的陰影對他們的幼年影響深遠；幾位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學者則不約而同提到幼年時生活與求學環境的艱苦，以及對書籍匱乏的苦惱。

離亂歲月中，不少學者接受的教育“非正式且隨機”，但均未離開中華傳統文化與經典的熏陶。這為他們在研究中依托中華文化、發掘中華文化的價值奠定了基礎。

哲學家成中英出身于儒學家庭，這一根基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的學術發展。他強調中國哲學的價值傳統，認為“（它）可以補足西方重視知識和方法的一些缺失”。

史學家許倬云自幼深受中國傳統學問的熏陶。其在七八歲時，就開始一面讀白話文，一面讀淺近的文言。這不僅豐富了他的知識體系，更在其思想和表達方式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在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許倬云致力于“為常民寫作、與大眾講話”。他希望通過自身的學術研究，為普通人提供一種易于理解和感受的歷史視角，讓他們能從中獲得啟發和思考。通過他的筆觸，歷史變得生動而有意義，學術研究也因此更加貼近普通人的生活和心靈。

這些學者對中國文化經典的學習，不僅僅停留在字詞分析和語義理解的層面，而是在具體的文化內容和載體中驗證、琢磨和體認中國優秀文化的基因，并在學術研究中彰顯中國經典學問中的深邃洞見與智慧。

當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入課程與教材已成為我國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要文化現象。其目的之一正是為了讓學生挖掘和認識自身的文化特質。

在漫長的精神變遷中，中華民族形成了許多思想觀念，如天人合一，以及講仁愛、求大同等。這些思想觀念構建著中國人的價值體系，并在行動層面潛移默化地發揮著作用。文化特質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深植于人們的生命和生活中，在心靈以及精神的最深處不斷發揮作用。

總之，培養學貫中西的大師離不開中華傳統文化，而提升學者的文化感知力也是當代教育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知彼之廣闊

在學術探索的道路上，學者們的經歷和視野的豐富性往往比知識積累更重要。他們認為，了解多重文化不僅關乎知識的獲取，更是從經歷與不同中豐富生命和文化態度。

當我們常常局限于“非此即彼”的中西比較時，頂尖學者們則致力于通過廣闊的視野進行觀察和思考。

在公開演講中，許倬云放眼世界：“要人心之自由，胸襟開放，人類曾經走過的路，都是我走過的路之一。要有一個遠見，超過你的未見。我們要設想我們沒見過的地方，可能是什么樣；不是你擔社會責任，是你擔自己該負的責任，你擔與你相處的人的責任。”

當下，多元視野的獲得并不僅僅依賴海外學習的機會。在探討如何培養多角度的觀察和思考時，我們發現這并非一蹴而就。學者們也分享到，他們通過跨學科交流，深入理解西方文化以及不同社會的歷史背景、國際形勢，獲得了見識和理解。這種理解能幫助我們在全球化的今天，更好地進行文化交流和學術研究，促進不同文明間的理解和尊重。

多元視角出自經驗對話

學者們多元視角的形成過程，是跨學科、跨文化、跨時空的經驗對話與水到渠成。

一方面，學者們的經驗來自學習期間導師的熏陶和教育。許倬云說：“我的導師從法國學歐洲古代史、希臘的羅馬古歷史，而他學希臘歷史與羅馬歷史，是從法國當時已經正在進行的民族學、人類學的方向去思考。他這種教法給我的觀念是：古代史不是歷史，是人類走向未來的一步一步的早期步伐。”

另一方面，在研究團隊中，令學者們感懷的是與不同學科背景的同輩一起交流，針對研究問題進行鞭辟入里的討論。

社會學家趙善陽在美國馬里蘭大學讀博的經歷中，有相當一部分時間用于參加理論小組的討論，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分享不同觀點。“大家互相交流，對社會科學來說，這是相當關鍵的。事實上，任何科學，尤其是社會科學，思想交流方面要活躍。思想的火花就是在交流碰撞中出來的。”

在學者們看來，走出國門并非拓寬視野的唯一方法，跨學科研究合作也是學術成長的關鍵。學者們不局限于自身研究領域，積極參與跨學科學術交流。這幫助他們認識不同課題，感受不同討論風格，學習各種證據提出的過程與論證方法，嘗試在不同觀點中融通，最終促進學者們互相支持、共同進步。因此，構建廣泛多元的學術網絡對學者的培養至關重要。

在書齋外，學者們深入了解當地社會，這些經驗開啟了他們認識社會運作的新角度，也作用在他們之后的學術討論中。

趙善陽分享了在大學時與當地居民深入交往的經歷。在他看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理念對于社會學乃至所有純文科領域的研究者來說，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書本知識雖然能提供理論框架和歷史事例，但真正的學問和見識往往來源于對現實世界的深入觀察和體驗。這些學者不是守在象牙塔里不問世事的研究者，而是抱著使命的中國知識分子。學者們深入社會的各個角落，與不同背景的人群交流，親身感受社會脈動，從而使研究工作更加貼近實際，更具說服力和影響力。

融匯中西需水到渠成

學者們感時憂國，其學術是豐富生命經驗的顯現，也是其心靈境界“自得”狀態的體現。成中英把哲學作為他一生求學和反思的核心活動方式，深耕中西哲學傳統。他將中西融通的創造看作在哲學工作中實現生命的美好愉悅——

“融匯中西需要水到渠成的功夫，并非任何差異都可以融匯。中西研究首先要重視它們之間的差異，在差異中建立最小的共同點，以及最大的包含性……融通是自然的需要，如果沒有融通的可能，至少也要知道何以差異、不能融通……為了生命的美好和愉悅，所有的知識研究都有重大的意義。”

回到高等教育，自得狀態的實現也是培養學者的精神境界。許倬云在談到大學教育時說：“一定要幫學生學到尋找知識線頭的能力，把線頭找出來。”教學生不是澆鑄模具，這份整齊劃一可能會斬斷生命力。

自古以來，我國知識分子就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己任，老一輩學術大師們的實踐正在于此。此等精神正是他們成為頂尖學者、學術大師的重要源泉和基石。在此基礎上，學者們在世界與中國文明歷史中，通古今變化，求真知、做真學問。他們以“學問不分東西、不分古今”的態度，追求自身學識的廣博與深刻，用學術話語講好中國故事、體現中國價值，而他們的學問、學識、治學態度也將通過教育不斷傳遞下去。

（作者單位：香港大學；本文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7230423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