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治理的“中國式”尷尬

　　連續幾天被霧霾籠罩的北京，在一股冷空氣過后露出了藍天。參加兩會的云南姑娘、全國人大代表鐵飛燕換上一襲水藍色的回族長衣，向記者描述前幾日的滿目灰霾——“那是記憶里的小時候，家中灶臺前柴火燃起時滿眼生煙的模樣”。

　　生活在云南省小喜村的她，用“天壤之別”來形容家鄉和首都的空氣差別。“聽說風來了，霧霾就散了。”這位“90后”人大代表以前也許還無法理解，為什么這里的人們如此期盼一場大風的到來。

　　史上最嚴督察組也有管不了的事

　　一場空前的灰霾，催生出一支空前的跨區域交叉督察隊伍——就在全國兩會召開前夕，12個廳官帶隊的督察組奔赴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環保部下達死命令：一定要查出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包景嶺參與了這次督察行動。“第一天我的嗓子就成這樣了。”這位天津市環保局總工程師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嗓子還有些沙啞，不住地咳嗽，手里的水杯沒放下過。

　　盡管呼吸道向來不好，但包景嶺覺得走訪各種重污染源地戴口罩實在不方便。可就在霧霾最重的那幾天，他還是看到了一些令他不解的場景。焚燒秸稈的火焰竄得老高，方圓幾里地都是黑煙;新開業的飯館前放起了上萬掛的鞭炮，灰色的竹煙久久不散。包景嶺站在濃重的煙霧里，駐足不愿離開。“我就上去勸了兩句：空氣都這樣了，你看不到嗎?”

　　好在一路下來，還有令包景嶺欣慰的事。2月末北京發出空氣污染黃色預警的第二天便升級為橙色預警，根據預測，天津數日后才可能達到北京的污染程度。“沒到那個污染程度，我們無法發出預警，但政府馬上對各種污染源發布政府令，希望他們能夠重視即將到來的重度污染，采取相應措施。”

　　“結果我們發現，有企業早早就關停了生產線，天鋼更是將標準范圍內的污染排放降到原有的10%，也加大了處理裝置的能耗。”盡管包景嶺說話的時候聲音依然沙啞，但他終于露出了采訪過程中少有的些許笑容。

　　灰頭土臉的“世界冠軍”

　　天津市發展改革委員會主任張志強代表去年兩會期間就提出建議，對國家各大功能區資源承載力的上限應該進行研究。“我們的環境也應該有條‘紅線’。”他說。

　　張志強期望中的“紅線”還沒有半點苗頭，有關城市之間的資源比較就已經出現在各路媒體版面：保定羨慕北京有錢、有氣;北京羨慕保定城小、人少。

　　聽了這話，包景嶺很不高興。“保定那么小，污染有時甚至超過北京和天津，城小、人少污染就不存在了?相反，東京的人也不少，城市發展得也很好，可人家的空氣質量像北京這樣差了嗎?”

　　中科院副院長丁仲禮代表更是用“世界冠軍”來形容我國東部的大氣污染物排放。盡管要參加全國兩會，還要準備手中的若干份建議。丁仲禮還是在開幕的前兩天，忙里偷閑組織了一場討論會，請來專家探討大氣灰霾研究的核心問題。

　　在4日上午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面對記者提出的有關霧霾的問題，發言人傅瑩雖然面帶微笑，卻顯不出一點輕松。她說：“我們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可以說是同呼吸、共命運了，霧霾的問題現在已經成為中國一些城市標志性的難題，而且范圍還在擴大。”

　　“這里的人能做的只有戴上口罩或者待在家里”

　　環保部部長周生賢曾在公開場合自嘲：“我聽說世界上有四大尷尬部門，中國的環保部就是其中之一。”(網友評選的其他3個部門是：美國國土安全部、俄羅斯民族與宗教部門、臺灣地區所謂的“外交部”。)

　　環保部的尷尬正是環保在中國的尷尬。來自芬蘭的《赫爾辛基新聞》記者米可參加此次中國兩會報道，面對中國的霧霾問題，這位西方記者的表達顯得更為直接：“我在北京工作居住，對中國民眾來說差勁的空氣質量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在2月下旬華北地區持續的霧霾天氣階段，國外社交網站推特(Twitter)上有關中國天氣問題的討論被網友截圖在網上傳播：“面對糟糕的天氣，這里的人能做的只有戴上口罩或者待在家里”。

　　這樣的描述并非無中生有，很多代表委員表示出行戴口罩已經成為一個“標準配備”。“如果在戶外時間長，還是要戴個口罩才行。”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張新民說。“戴普通的口罩都不行，要戴那種專業的醫學口罩才有效。”來自山東的全國人大代表姜衛東說。

　　在記者的隨機采訪中，超過半數的代表委員表示，他們認為霧霾天待在家里要好過待在外面，“屋里的空氣質量總好過外面一些”。

　　而全國政協委員、衛生部北京醫院呼吸內科主任孫鐵英的提案，讓這樣“明智”的選擇顯得尷尬：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環境所對北京的辦公場所和住宅等室內的PM2.5進行檢測，發現室內與室外的PM2.5濃度比在0.7—0.85之間。“就是說，室內室外的差別并不大，室內也并非完全安全。”孫鐵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