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毅博文：智識分子周光召

　　學者是否好，不看外行的毀譽，而在業內的口碑；

　　伯樂是否好，不看選馬的數量，而在他們的影響；

　　領導是否好，不看在位的權勢，而在退后的聲譽。

　　寫批評文章容易。但是，頌揚做過領導的人，容易怕受誤解而膽怯。本文是八年前寫了幾段停筆擱筆，到寫的對象已多年不任領導職位的現在方完稿。

　　我非常佩服周光召先生：他是中國近三十年最杰出的科技界領袖。他是一位有多種才華、成就卓著的智識分子。

　　周先生成長于外敵入侵年代，工作在動蕩年代，成就于中國較多方面條件較差的年代。

　　周先生經歷豐富，成就卓著。他既在理論物理有建樹，也對核武器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他橫跨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他擔任行政領導后，又為中國科學和技術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經歷和成就，在中國極少有，世界也不多見。

　　周先生從未改變其學者本質。他長期對科學有本能的好奇。與他交往過的國內外科學家，都不難體會他知識淵博、思想深刻。他很關注并了解一些生命科學研究，滿懷興趣，而且提出有趣和有見解的問題。

　　周先生擔任領導，不是做官、而是做事。他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初期，由于對經濟發展的理解和眼光有限，國家領導曾公開表示不支持中國發展科學，特別是基礎科學。周先生忍辱負重，積極工作，保持中國科學的基本力量，并堅持進行改革。也許可以說，中國科學院近30年以來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確立所長負責制。這個改革，對于中國科學院的發展，迄今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與之相對的一個缺憾是，校長負責制是迄今國家未能在教育部門確立的一項重要改革，成為長期困擾相當多大學的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周先生任人唯賢，支持了多種人才。他選拔的科學院副院長，來源不限于科學院，而包括大學和其他不很受注意的科研單位。他的支持，已經被證明有先見之明。這也影響了北京大學、自然科學基金委、科技部、中國科協等。

　　周先生特別支持年輕人。中國的有些領導（可能相當大的部分）把職位當成權力，把自己當成利益分配者。而周先生發現和支持很多年輕人，判斷他們的專長，看重他們的才華和人品，了解他們的需要，支持尚未得到廣泛認可的一線科學工作者和技術發明者。

　　周先生支持人和事，并非次次都對。任何一個像他一樣支持過這么多人和事者，也不可能都對。他的出發點首先是出于公心，而且總體而言，他的成功率較高，失誤率較低。

　　周先生還客串過風險投資家。80年代到90年代初，科學院因為多種原因鼓勵部分科技人員進入經濟發展領域，他們創業過程中常需科學院支持。到一定規模，會希望周先生參與決策。“聯想”便是其中的一個成功案例。在當時的情況下，科學院能支持出聯想這樣一個大型企業，就是很大的成功。其中幾個關鍵時刻，科學院冒了相當大的風險。風險投資，不要求次次成功，而需要幾次大的成功。周先生的客串，可能一些專業風險投資家也欽佩。

　　周先生敢于承擔風險和責任。1989年 6月左右，他親自乘車送多位訪華的國外科學家去機場，不僅用語言說明國際交流對中國的重要，而且以自己的行動感動國外科學家，使他們迅速恢復與中國的學術交往。他還直接找到國家領導人，得以保證在科學院內不進行整肅。一般在這樣的時候，關心自己利益的官員是跑得越遠越好，而另外一些人可能簡單激動而于事無補。周先生在夾縫中果敢而穩妥地處理好了許多事情。為了中國的科學事業，在緊急時刻，他親自對外對內做的這些事情，個人風險很大，而迄今知情者不多。

　　周先生考慮全局利益，而不拘于局部利益。這在我國擔任領導職位者中比較少見。他自己是清華的本科生、北大的研究生，以后在科研院所。他支持的人和事業，不限于他領導的部門，當然更不限于物理相關的專業。僅就我所知，他支持過多位生命科學領域從事基礎和應用的研究者。

　　周先生有機遇好的時候，也有機遇差的時候，他都盡可能做好。可能很多人會想到他機遇好的時候，但他任院長時期的中國科學院，在國家重視、經費支持和社會環境等方面，都不能算好。科學院和大學很多人出國，有些所最強的中青年大部分走了。所長能繼續維持就不錯，甚至難以找到好的所長。而周先生不僅堅持了，還做了必要的、至今仍在起作用的改革。這讓人不禁感嘆，如果當時有更好的機遇，周先生可能帶來較顯著的量和質的飛躍。

　　我和周先生的交往始于1995年。對人的尊重不該來源于權力地位或者收入，而是真才實學和為人。以前我也年輕氣盛過。對于擔任官職的，我先不信其能力，因為中國報刊可信度有限，我也懷疑對于那時國內宣傳的學者。因為我無物理學專長，不能判斷物理學家，最早使我認識到周先生是杰出物理學家的，不是報刊上對兩彈一星的報道，而是偶爾讀到李政道說的（大意）：不僅在你們里面，就是在我們里面，周光召也是佼佼者。周光召成為中國科學院的領導后，有一次在國外，我聽到他的發言，覺得其內容令人印象深刻。

　　魯白、梅林和我1995年開始到中國做一些工作，首先得到周先生支持。那時，我們仨都是助理教授。但是，周光召和許智宏老師著力支持我們開始做的兩件事情（在上海辦實驗室和在中國開小型高質量科學會議），都長期延續：上海的實驗室后來融入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分子和細胞神經生物學會議，1998年第一次在北京召開后，移師香港，迄今已經11年，可能還是中國最有交流成效的科學會議。

　　德國科學家施瓦茨和我主持中國科學院上海交叉學科研究中心時期，我也聽說德國馬普學會對周先生的贊譽。對于王曉東主持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這個科學體制改革的試驗，周先生不僅了解情況，而且在危機時刻大力幫助。

　　寫這樣的短文，是記述簡單的感受，希望讓接觸中國科學家還不多或不全面的人看到中國更多的方面。中國是由努力工作的人、不工作的人和做負功的人組成的。也許各個國家都是這樣，但是相當多的人擔心中國后兩類太多了。那些有才能而又誠心為中國工作的人，他們的成就和風范激勵我們更多的人盡力為中國進步而努力。對于我個人來說，決定全時回國，可能內心在一定程度上也與受周先生這樣的科學家感動有關，他們都是在艱苦情況下在國內做出非凡的工作的。而我們的條件，至少是硬件，比那時好多了。看到在中國科技界從領導層到基層都有令人欽佩者，應該增強大家對中國發展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