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萬名教職員加入“離職群”，離職潮來了？

編譯｜田瑞穎

在獲得美國拿撒勒學院助理教授這一終身教職后僅3年，Michael Chen就選擇了辭職。這不是因為他不再熱愛教學，或者做錯了事，而是實在精疲力竭。

在辭職前的幾個月，Chen加入了社交媒體上的一個名為“教授出局”（The Professor is Out）的群組。該組織成立于2020年，成員人數已達到了3.3萬，就連它的創始人、作家兼顧問Karen Kelsky也對不斷增加的人數感到驚訝。

“教師現在是校園里最不重要的人。”Kelsky直言，目前的教師離職潮甚至沒有得到大學的重視，“學校對教師離職的漠不關心，恰恰反映了他們對在校教職工的漠視”。

早在2021年，美國西蒙斯大學副教授Sarah Rose Cavanagh就向大學的領導者們發出警告：警惕教師資源流失。Cavanagh認為，對教授來說，真正重要的資源是時間和金錢，“我真的很擔心會出現教師大規模辭職的情況”。

2019年，Chen得到了自己夢寐以求的職務——拿撒勒學院護理與公共衛生系助理教授。這是一個終身教職，尤其是以教學為主責，幾乎滿足了他的所有期待。

Chen在讀研究生時的課程就是讓研究人員能夠在各種環境下熱愛工作，不僅僅是在高校。這也讓他在剛入職時，就計劃在學校任職的30年，把培養下一代公共衛生專業人才視為自己的使命。

在《高等教育紀事報》資深撰稿人Beckie Supiano看來，近十年對教師隊伍來說非常艱難。教師職位不再那么穩定，如果一所大學停辦或其某個項目叫停，抑或一個州強制要求對終身教授進行審查，那么，哪怕有終身教職也不保險。

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間，教師們的教學工作更為困難、壓力更大，學生們則需要更多的支持。大多數情況下，學校會不斷要求教師們做得更多，但后者幾乎得不到額外的回報，甚至得不到基本的認可。

的確，如果疫情沒有在Chen剛參加工作后就這么快到來，如果他能得到更多支持，或許最初的夢想就可以實現。但事實恰恰相反。

像很多新教師一樣，Chen有很多東西要學習，他在第一學期進展順利，跟學生們建立了很好的關系。班里最多時有30多名學生，他很喜歡了解這些學生，工作起來精力充沛。

第二學期，疫情來了。Chen與很多教授一樣，試圖在教學和育兒之間取得平衡。他有兩個孩子，一個6歲、一個3歲，而他妻子是一名婦產科醫生——不得已在疫情最初的幾個星期住在醫院。

起初，Chen通過Zoom進行教學，但這種感覺總像是在“向深淵提問”。2020年的一個春日，他利用帶孩子在公園玩的間隙，在Zoom上開一場高級研討會，但小兒子卻差點獨自跑到街上，“我的學生都聽到我扯著嗓子對孩子們尖叫”。

新冠疫情快要結束時，Chen決心要做得更好，他想讓課堂更具互動性，也希望能真正地陪伴在學生身邊。為此，他特意讀了幾本有助于在線教學的著作，但情況并沒有太大改變，Chen不確定學生們到底學到了什么，好比蒙著眼睛把種子吹到空中，你無法判斷哪些在生長。

“我來這里是為了塑造年輕人。”Chen說，“塑造年輕人不僅僅是讀課本、做講座、寫論文，而是要培養真實、有意義的關系。”

Chen試圖打造一個能夠讓學生們表達脆弱一面的課堂，他的善良和平易近人，也讓學生們更愿意向他傾訴。親眼目睹學生們各種痛苦的他，總希望能夠幫到他們。

“我覺得自己是個失敗的老師。”Chen沮喪地說，作為父兄，自己很想保護學生，但這不是他擅長的。

Chen的父母住在多倫多，當時正遭遇嚴重的健康問題。他的孩子也還小，需要給予很多關注。他研究的課題就涉及父親的角色，雖然對怎樣做父親有著自己的思考，但他的耐心有限，有時也會對孩子大吼大叫。

一天晚上，正在洗碗的Chen感到一陣心悸，崩潰感瞬間襲來。他決定去找心理醫生，在咨詢中，他明白了一個道理：你不能給予你沒有的東西。

“我覺得自己已經精疲力竭了。”Chen說，他想與年輕人分享自己對公共衛生的熱情和知識，幫助他們成為未來的領導者，但實際上卻無法提供有意義的幫助。

Chen開始考慮其他選擇。2022年，當讀博期間的同學前來詢問他是否愿意在非營利組織做一些兼職時，Chen同意了，并且樂在其中。意識到還有其他地方也能做好工作后，他在社交媒體上加入了“教授出局”的群組。

“教授出局”成立于 2020 年，是學術就業市場中心“教授在此”（The Professor is in）的延伸，擁有約3.3萬名成員。這個活躍的群體是了解教師們為何逃離工作的窗口。

在Kelsky看來，對一些教授來說，他們辛辛苦苦得到的這份工作并不穩定，尤其像Chen這樣的教師，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努力與學生建立友好關系。大學用這些東西吸引學生，但似乎又不想真正在這方面投資。

2022年12月，Chen正式辭職，并進入一家自己此前兼職過的非營利性行為健康咨詢公司。他想念學生，懷念教學，“但我熱愛的，最終也導致我精疲力竭”。

同樣辭職的，還有拿撒勒學院傳播科學與疾病系副教授Lisa Hiley，她與Chen有著相似的教學經歷，他們的孩子年齡也相仿。Hiley認為自己的學生是引路人，讓學生們真正得到所需的幫助和支持，是支撐她堅持下去的動力。

“拿撒勒學院本可以在疫情期間為教授們提供更多支持。”社會學家Kim McGann是Chen非正式的導師，她曾要求學院認可教授們的辛勤工作，比如有足夠預算給老師們每人買一個不到5美元的杯子。但這些事，學校連一件都沒做。

McGann對教師們的離職感到遺憾。她認為，這些離開的人才是學校真正需要的老師，他們有天賦，關心學生，想讓課堂變好，卻被繁重的教學負擔和生活中其他事情所壓垮。

“最優秀的教師最終承擔了最重的工作量。更多的學生上他們的課，這不僅意味著更多的入學人數和評分作業，還意味著更多的學生需要建議和支持。”McGann說，這些都需要教師們傾注大量時間。

在McGann看來，受當代觀念影響，教授更像是一個指導者，而不是遠離學生思想的專家，但學校并沒有使這種模糊關系形成一種規范。

Cavanagh曾寫文章描述過教師們面臨的諸多挑戰。她認為，對教授來說真正重要的資源有兩個——時間和金錢。她一直非常擔心會出現大規模的教師辭職潮。

的確，Chen在做助理教授時，他的學生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收入就與他的相當，甚至比他更多。雖然賺錢不是主要目的，但這也讓他感到有些沮喪。

如今，Chen可以在下午5點關上電腦，直到第二天早上9點才打開電腦。再也不用在深夜思考怎么微調第二天的課程，也不用擔心自己做得夠不夠多、能不能幫助一個有困難的學生，而且薪水也高了很多。

Chen在教學上的慷慨付出，對很多學生產生了重要意義。2021年，他的學生Trojnor-Hill 在獲得國際研究和公共衛生雙學位后畢業，進入Chen現在所在的單位工作。

在Hill看來，Chen的職業生涯是鼓舞人心的。“他是開辟自己道路的典范。”Hill說，自己從Chen身上學到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你自己”。

但這個經驗，Chen再也無法傳授給下一批本科學生了。

參考材料：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walking-away-from-your-dream-j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