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賀豐武夷山：科學家的獨立人格

　　人格（personality）最初來自于拉丁語persona，它的原意是指演員在舞臺上戴的面具。后來心理學借用了這個術語，用以形象地表明，在人生的舞臺上，人也會根據社會角色的不同來換面具，這些面具就是人格的外在表現。《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對人格的解釋是：“人格，指每個人所特有的心理—生理性狀（或特征）的有機結合，包括遺傳的和后天獲得的成分，人格使一個人區別于他人，并可通過其與環境和社會群體的關系表現出來。”

　　如果一個人的行為方式能保持獨立，我們就說其人格是健全的，可稱這樣的人擁有“獨立人格”。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講，每個認知主體的人格都是獨立存在的。一般所講的獨立人格，主要指人的獨立性、自主性、創造性。

　　用老一輩革命家陳云的話來說，擁有獨立人格者應該是“不惟書、不惟上、只惟實”。歷史學家陳寅恪在《王國維墓志銘》中把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概括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日本學者福澤諭吉在《勸學篇》中寫道：“以一身之獨立，求一國之獨立。”美國科學院原院長、《科學》雜志現任主編布魯斯·艾伯特指出：“科學家們得出結論，不僅要基于實證和邏輯，還需要誠信、創新和對新思想的開放。”這也是對科學家獨立人格的一種解釋。

　　獨立人格的討論往往與知識分子聯系在一起。雖然科學家是知識分子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關于“科學家的獨立人格”的討論似乎較少。我們認為，無論對于科學自身的發展還是科學對社會發展的潛在貢獻，科學家的獨立人格都是不可或缺的，特別是在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今天，缺乏獨立人格的科學家不可能成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有生力量。有學者認為，從科學主體的人格角度看，“李約瑟難題”源于中國的科學主體具有依賴自然、聽天由命和依賴皇權、唯圣人是諾的“依附性人格”，該人格是由于中國古代封閉的自然環境和封閉的社會環境（包括封建專制的政治制度和被統治者扭曲利用了的儒家文化）所導致的，而這也正是導致我國科學技術落后的原因之一。

　　根據以上正反兩個方面的論述，結合其他一些討論，我們似乎可以認為，科學家的獨立人格和以下幾個方面有著緊密的聯系：踏實研究、獨立思考、批判精神和知行合一。

　　踏實研究是科學家的本分和基本品德。要想踏下心來作研究，就要淡于功名，弱化物欲。耐得住寂寞，在寂寞中的堅守，是一個科學家應有的品質，也是孕育創新的必要條件。如果浮躁之氣在科學界都盛行起來，則是一個國家得了大病的癥狀。但這種追求迅速成名或靠學術發財的浮躁之風確實存在，當前中國學術界的諸多問題，如低水平重復、粗制濫造、學術泡沫、抄襲剽竊、學術腐敗等，都與浮躁風氣有一定關聯。科研不應該成為追名逐利、升官發財的手段。科學家致富并不是什么羞于啟齒的事情，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科學家萬萬不能通過非正當手段致富。

　　所謂獨立思考，就是要獨立于權勢者的影響，獨立于利益考慮，獨立于所謂的時尚，做到精神自由。科學家的研究不應受外界的干擾，科學家應獨立提出基于實證和邏輯的研究結果。在別人鼓噪“運動式”的科研時，科學家應該要堅守住自己的陣地。無論面對政府還是面對公眾，科學家都應該敢于說真話。著名的天體物理科學家、科普大師卡爾·薩根曾指出：科學是最好的測空話的檢測器。一個連自己的眼睛和大腦都不相信了的人，遑論獨立人格？能夠獨立思考的科學家，不會輕率地跳出自己的專業去對其他領域的事物放言高論。社會不要求科學家說的句句都是真理，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正如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利昂·萊德曼所說：“科學家之間能力的差距是巨大的。這是允許的，因為科學既需要建筑大師，也需要混凝土操作工人。”總之，重要的是說真話。說真話的科學家，即使說錯了也會得到社會的原諒。

　　批判精神是科學家大膽探索的動力、迸發創造力的源泉。批判精神并不等于簡單化地反政府、反體制、反權威，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不是為彰顯個性以“語不驚人死不休”來搏出位。科學在本質上就是批判性的，愛因斯坦的偉大成就正來源于勇于質疑，來自對牛頓力學權威性的批判，他把這種精神視為科學的生命、社會進步的原動力和人類自我完善的催化劑。提倡批判精神，有時候就是要對權威、對同行、對自己“狠一點”。當然，具有批判精神并不意味著簡單化地對抗權威，拒絕現有的理論，而意味著反對盲目地迷信權威和既有理論。

　　知道與做到，中間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科學家應該為自己行為產生的后果負責。“知行合一”來自于中國傳統的倫理規范，但在自然科學研究中同樣適用。尤其是，科學家應對科研活動應遵循的倫理規范有明確的了解，并認真履行恪守之。知行分離是很危險的。勒納德和斯塔克是曾獲得過諾貝爾獎的兩位知名德國物理學家，都曾支持過相對論。但他倆是納粹分子，在希特勒上臺后，他們拋棄原有的觀點，不遺余力地攻擊具有猶太血統的愛因斯坦。這些一流科學家（就科學成就而言）和納粹精神結合起來給科學所造成的損害，是別的破壞力量難以望其項背的，因為“天才作惡總是有雙倍的危險”。

　　科學家的獨立人格不是在真空中成長的，它需要良好的社會環境，肥沃的土壤才能結出豐碩的果實。制度、文化環境和教育對科學家獨立人格的形成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古希臘開放民主的文化氛圍中，柏拉圖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德謨克利特說：我寧肯找到一個因果性解釋，也不愿獲得一個波斯王位。他們把追求學術真理看做人生的最高使命。在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傳統是壓制獨立思考的，“獨尊儒術”的文化壟斷也迫使多數文化人依附“圣賢”。此不利于獨立人格養成之一。反右運動中，“文革”中，把包括科技人員的很多知識分子打成右派，打成“臭老九”，從精神上貶低、污蔑他們，甚至從肉體上消滅他們。在他們生存都沒有保障的情況下，拿“獨立人格”來要求他們就自然是苛求了。此不利于獨立人格養成之二。一些也許意圖良好的不良做法長期盛行，比如科學家作出點成績就被提拔為行政官員，如此的“官本位”導向勢必影響社會風氣。此不利于獨立人格養成之三。總之，如果有獨立思考能力、敢于講真話的科學家總是被排擠和邊緣化，學術中沒有民主，廣大科研人員過不上基本體面的生活，怎么可能產生具有獨立人格的科學家和科技領軍人物呢？政府最應該思考的是，如何營造理想的科研環境，創造公平競爭的政策，把獨立人格養成作為創新人才培養的根本，讓學術在自由、民主的氣氛中前行。在科研管理中，承認科學技術人員的獨立人格，獨立地位，而不是把他們看做應該服從命令的匠人，或是把他們當成公務員來管理。

　　作為科學家個人，應把對獨立人格的追求作為努力的方向，即使不能至，也應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