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正式加入《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

　　2016年9月6日，我國正式成為《〈生物多樣性公約〉關于獲取遺傳資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產生惠益的名古屋議定書》（以下簡稱《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締約方，這標志著我國生物產業進入惠益共享時代，生物遺傳資源監管工作將邁入日趨規范化的法治軌道。

　　一、相關背景

　　生物遺傳資源是國家戰略資源，是生物產業的物質基礎。由于各國遺傳資源稟賦存在巨大差異，發達國家生物產業的發展主要依賴從發展中國家獲取的遺傳資源。長期以來，發達國家往往打著生物勘探的旗號，未經批準和許可，肆意收集和利用發展中國家的遺傳資源，研究和開發出創新性藥品、保健品、化妝品等生物產品，再借助知識產權制度壟斷市場、技術和商業利潤，侵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發展中國家紛紛要求建立一個規范生物勘探、公平分享因利用遺傳資源所產生惠益的國際制度。

　　公平公正地分享因利用生物遺傳資源產生的惠益是1993年生效的《生物多樣性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的三大目標之一。 為推動惠益分享目標的實現，1998年，《公約》第四次締約方大會決定，成立獲取與惠益分享問題的特設工作組（ABS工作組），就獲取與惠益分享議題開展談判。經過十年的艱苦談判，2010年，《公約》第十次締約方大會通過了《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2014年10月，《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正式生效，標志著《公約》確立的生物遺傳資源（含生物遺傳資源相關傳統知識，下同）獲取與惠益分享目標得以實現。

　　二、《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的主要內容

　　《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內容包括目標、范圍、惠益分享、獲取、監測與檢查以及能力建設等6個方面，共36條，以及1個附件。其適用范圍是生物遺傳資源、衍生物以及與生物遺傳資源相關的傳統知識。并明確規定：各國對其生物遺傳資源享有主權權利，能否獲取生物遺傳資源取決于各締約方政府；獲取生物遺傳資源須經原產國或已經遵照《公約》要求取得生物遺傳資源的提供的事先知情同意；在共同商定條件下，公平分享因生物遺傳資源利用所產生的惠益。《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的執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立法。

　　總體來看，《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進一步確立了各締約方的遺傳資源主權權利，把《公約》制定的“事先知情同意”“共同商定條件”“公平分享惠益”等原則，發展成為具體的國際法規則，極大地促進了《公約》三大目標的全面實現，奠定了生物經濟時代遺傳資源豐富國家和生物技術發達國家之間的利益分配格局。同時，《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也是遺傳資源提供國（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和使用國（主要是發達國家）長期博弈并最終妥協的產物，遺傳資源提供國和使用國的利益基本平衡，總體上照顧了雙方關切，但在焦點問題上主要體現了遺傳資源提供國的利益。

　　第一，從適用范圍看，《公約》相關條款僅要求遺傳資源和遺傳資源相關傳統知識的惠益分享，而衍生物被納入《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則超越了《公約》。衍生物是制藥、個人護理用品、食品等諸多產業的重要原料，也是生物海盜行為“竊取”的主要目標。衍生物適用于獲取與惠益分享制度，滿足了遺傳資源提供國的訴求，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實質上拓展了遺傳資源的概念，使其延展至“生物或遺傳資源的遺傳表達或新陳代謝產生的、自然生成的生物化學化合物。”另外，《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有關遺傳資源相關傳統知識的規定較《公約》而言有所進步，充分體現了對知識創造者、傳承者和發展者——土著和地方社區——的尊重和承認，符合遺傳資源相關傳統知識大國如中國等的利益。

　　第二，從實質性內容看，獲取制度和惠益分享制度分別都有較為明確的規定，基本上滿足了發展中國家的訴求。首先是強制性的“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即遺傳資源（包括衍生物）的獲取，必須經過遺傳資源提供國政府的審批或許可，傳統知識的獲取還須得到土著和當地社區的許可。二是強制性的惠益分享，即遺傳資源使用方應當和提供方依照共同商定的條件公平合理地分享相關惠益，應當和提供遺傳資源相關傳統知識的土著和地方社區公平分享相關惠益，包括貨幣惠益和非貨幣惠益。

　　第三，從履約前景看，《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包含諸多彈性條款，各締約方政府可以結合自身國情靈活制定監管措施。如：《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提出采用國際證書和檢查點等措施監測遺傳資源的利用情況，但另一方面又將其功能限定于搜集和處理信息，同時也沒有明確回應發展中國家關心的“遺傳資源來源披露”問題。從目前各國立法實踐來看，《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的這一規定恰恰增強了各國立法的選擇余地。此外，《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的許多條款都要求締約方政府“酌情采取立法、行政或政策措施”，因此遺傳資源的獲取與惠益分享問題將更為依賴締約方政府國內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的彈性條款無疑為締約方政府在制定履約和國內監管措施上預留了廣闊空間，可以采取更加切合自身國情和需求的監管措施。

　　三、我國遺傳資源保護和管理現狀

　　我國幅員遼闊，是全球12個生物多樣性大國之一，遺傳資源極其豐富。但長期以來，我國一直是發達國家獲取遺傳資源和遺傳資源相關傳統知識的主要對象，外國機構和個人通過多種非正當手段大量獲取我國豐富的生物遺傳資源，流失數量和價值難以估量，形勢十分嚴峻。

　　近年來，國家有關部門連續查獲多起案例，涉案跨國公司和國外科研教育機構肆意獲取和利用我國的遺傳資源和遺傳資源相關傳統知識，都沒有和我國分享相關惠益。不僅如此，他們還利用開發出的創新型工商業產品和技術，占領生物產業制高點，致使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成本大幅提升，已經損害到我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

　　我國政府高度重視生物物種資源（含遺傳資源，下同）的保護和管理。2003年，國務院批準成立了由環境保護部牽頭，17個部委參加的生物物種資源保護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統一組織、協調國家生物物種資源的保護和管理工作。2004年以來，國家先后發布實施《全國生物物種資源保護與利用規劃綱要》《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年）》等，把遺傳資源和遺傳資源相關傳統知識的獲取與惠益分享制度建設作為戰略任務和優先行動。

　　目前，我國發布實施了一系列與生物資源相關的法律法規，如《環境保護法》《野生動物保護法》《野生植物保護條例》等，新修訂實施的《畜牧法》《種子法》納入了畜禽遺傳資源和農作物種質資源惠益分享相關內容，要求遺傳資源的涉外利用應當提出國家共享惠益的方案。但總的來看，沒有一部法律或法規針對生物遺傳資源的獲取和惠益分享制度作出規定，存在立法空白。

　　當前，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分享立法已經納入《國家安全立法規劃》和立法工作計劃，環境保護部正在會同有關部門積極推進獲取與惠益分享專門立法工作，盡快建立我國與《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相適應的生物遺傳資源及相關傳統知識管理制度體系。